“新安大好山水”此语出自南北朝时期梁武帝萧衍。梁武帝自己是文学家，也看重文学家徐摛。他在得知“摛年老，又爱泉石，意在一郡，以自怡养”时，便召见他说：“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并经为之，卿为我卧治此郡。”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徐摛遂出为新安太守。这在《梁书·列传》中有记载。
梁武帝并未亲临新安，又是如何知道“新安大好山水”的呢？这有前任新安太守萧几、任昉向朝廷有所禀报的因素，像萧几曾专门写过《新安山水记》。另外“新安大好山水”的景象在一些诗作如沈约《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中也有刻画和表现，这是梁武帝熟知的。因他早年曾与沈约、任昉等结成“竟陵八友”，过从甚密，应该说沈约等人的诗作也是梁武帝“新安大好山水”认知的一个来源。
“新安大好山水”此语一出，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给新安山水带来最为深远影响的美誉，引发了后人对新安山水的审美自觉，并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雅士前往寻访。于是，一个以新安江为主线、以黄山和白岳为中心的新安山水文学脱颖而出，并从此形成了璀璨夺目的新安山水文学长廊。
今天，“新安大好山水”中的“新安”早已不再，被后来的“歙州”“徽州”和现在的“黄山”所取代，但所幸这一历史地理区域的山水格局依然存在，让人们的无尽乡愁有了些许慰藉和寄托。
那么，“新安山水”究竟“大好”在哪里呢？历史上的“大好”景象只能从历代诗文中领略其大端。诸如 “江山共开旷，云日相照媚。景夕群物清，对玩咸可喜。”（南朝谢灵运《初往新安至桐庐口》）“洞澈随清浅，皎镜无冬春。千仞写乔树，万丈见游鳞。沧浪有时浊，清济涸无津。岂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南朝沈约《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唐代李白《清溪行》）“皱底玻璃还解动，莹然酃渌却消酲。泉从山骨无泥气，玉漱花汀作佩声。”（宋代杨万里《新安江水自绩溪发源》）“新安江水清见底，水边作纸明于水。”（元代傅若金《因道便过家钱唐》）“碧潭寒见底，怪石巧当湾。自觉胜情惬，谁言客路艰。”（明代李流芳《新安江中有怀》）“新安之水宇内胜，水水汇流棹可随。就中山明更水静，妙绝何图竟若斯。”（清末民初孙茂宽《新安大好山水歌》）“我们徽州，山水灵秀，气候温和，人民向来安居乐业，真可谓世外桃源。”（近代陶行知《徽州人的新使命》）
“新安大好山水”还有更本质的“大好”，那就是这方水土的钟灵毓秀。这里文成风、学成派、商成帮，成为世人尊崇的“东南邹鲁”，养育了朱熹、戴震、胡适、陶行知、黄宾虹等旷世才俊，推动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进程，孕育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放出灿烂的光辉。难怪清代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不无感慨地说：“新安名贤辈出，无论忠臣义士，即闺阁节烈，一邑当大省之半，岂非山峭厉、水清激使之然哉？灵奇秀拔在在而有，黄海白岳其最焉者耳。三复梁祖之言，固不独为徐士秀作慰藉语。”是的，梁武帝所说“新安大好山水”主观上是对徐摛的精神慰藉，客观上却揭示了新安山水的美好本质。陶行知也告诫徽州乡亲：“我们千万不要辜负新安大好山水，我们要把我们一个个的小生命捧出来，造成徽州的伟大的新生命。”
历史上的“新安大好山水”久负盛名，为历代文人雅士所陶醉，也给世居于此的人们带来福泽，今天的“新安大好山水”依然“大好”吗？虽然这方水土历尽沧桑，频遭灾变，但所幸建市以来发展定位科学，保护措施得当，因此仍旧山清水秀，日丽天蓝，使人心旷神怡。今天的黄山人念念不忘“新安大好山水”这一历史美誉，特在新安江畔九龙山构建了以“新安大好山水”为主题的巨型摩崖石刻景观。其中“新安大好山水”摩崖石刻为朱熹手写体，刻字区域面积达500余平方米，创造了一幅崭新的“新安胜境图”，实现了对历史的生动回应和神奇点睛，又一次激活了人们对历史文化的乡愁情怀和对美好山水炽烈追求的良好愿景。
“新安大好山水”，多么美丽的历史景象，多么深沉的现实呼唤！只有让“新安山水”永远“大好”下去，才能无愧于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和历史的殷殷垂爱，才能无愧于今天人们的幸福生活与后世子孙的无尽福祉。新安山水“大好”，但不能变成“风景这边独好”。如果神州大地只剩下一隅一地山水之“大好”，而没有更广袤的中华大地之“大好”，这是人们不堪面对也无法向后人交代的。但愿神州大地处处山水“大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