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以下简称《规划》）日前正式公布。
对于热衷到北上广寻梦的外地人来说，这宛如正式敲响警钟。在未来城市化的总体规划蓝图上，这些特大城市将提升入户门槛，以缓解这些城市日益严峻的环境、资源、就业、生活压力。
从城市的布局来看，现在中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已经达到了142个，1978年时只有29个。其中，10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个，世界上也就是25个，500万-1000万的城市有10个。
一些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与综合承载能力的矛盾在加剧，需要进行有效的调控。北上广首当其冲。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最近指出，北京2000年到2012年这12年间，流动人口增加了517万，每年增长43万。而上海每年增长53万，广州12年每年增长43万，深圳每年增长56万。这些城市资源环境的压力太大，确实需要减负。户籍政策与规划是配套的，要严格控制这些城市的人口规模，要坚持从紧。
长期以来，外地人之所以背井离乡，承受着超高房价和生活成本，直面拥堵和竞争压力，来北上广打拼，主要原因是这些城市集中了超乎寻常的资源和机会，一个户籍背后就拥有中小城市难以企及的福利——以北京为例，户籍居民不仅享有本地教育和医疗的便利，相关的社会福利也超过80项，有人测算，这些福利价值50万元人民币以上。
（资料图：2014年3月6日，北京，下午5点之后，北京国贸朗家园站回河北三河市燕郊镇的公交车站前排起了长队，而为了能早点回家，乘车者在排队和上车时经常发生拥挤。惜缘/东方IC 供图）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尤其是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迁徙权获得全面兑现，一场空前的人口大流动、大迁移成为潮流，目前仅在城乡漂泊的候鸟人口超过1.3亿。
但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尤其是城市化的失衡，一线城市对各类人才产生了强大虹吸效应，多数大学毕业生将北上广当成奋斗的起点，北漂、沪漂成为社会流行语，市场化的自由流动与行政化的城市管理形成了旷日持久的博弈，户籍制度成为备受诟病的焦点。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政府都在致力于中小城市的发展，但相关的配套措施、资金、资源却优先供给大城市，导致中小城市缺乏发展的动力，以至于更多人云集大城市，并最终形成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能力不足等大城市病。
可以预见，如果深层根本问题不化解，尤其是不努力填平中国城市发展的政策、资金、资源、鸿沟，仅仅靠严格户籍管理等行政手段，无法阻止外地人口冒着歧视的压力大量涌入都市。即使北上广关小城门，他们也会做出次优选择，向二线城市尤其是省会集中，而不会将中小城市当成未来的归宿。
短期来看，北上广面对的人口集中压力不会快速降低。比忙着关上城门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保障外来人口公开公平公正地获得有限的新市民名额。公安部提出，要通过积分制的办法，阶梯式的通道来进行落户，来合理调控落户规模和节奏。而这需要首先对传统的户籍制度进行彻底变革，从行政化向社会化、经济化转型，前提是有真正的法治化保障。
中国东部地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长远看，缓解北上广人口过度集中的困境，首先当对大都市城市功能进行科学规划，合理疏散，通过产业转移、资源共享等方式，在自身转型升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的同时，要加快中小城市的发展，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比如当下推动京津冀一体化进程就是值得期待的实验。
中小城市自身发展则当牢牢把握四化同步推进的原则——城镇化是目标，而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是基础，以产业集聚推动人口集聚，避免过去人为造城带来的空心化误区，毕竟，不少地方政府已经为频现的鬼城交足了学费。
城镇化的根本是人的城镇化。《政府工作报告》具体、形象地讲到了“三个一亿人”。这三个一亿人，第一个一亿人是促进一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第二个一亿人是改造约一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第三个一亿人是引导约一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这种因地制宜、分类实施的做法是符合当下中国实际的，也是政府决策进一步契合规律、向科学化、精细化前进的标志。
在这一过程中，如何保障地方政府摆脱GDP崇拜、遏制投资冲动、治愈房地产依赖症，都是摆在决策者面前一道道尖锐的考题。
总之，在一个全面开放、自由流动的年代，三中全会又明确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一般规律，要想缓解北上广的人口压力，单靠政府设置行政壁垒去谢绝外地人难以取得预期成果的。
外地人不再痴迷在北上广打拼的唯一前提，是中小城市真正具备了吸引了他们奋斗生活的魅力——以改革发展的名义，以实体为王、产业集聚推进城镇化的名义。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石述思，资深媒体人，现担任工人日报社会周刊编辑部主任，2012年首度出书《石述思说中国》，直指国内各阶层弊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