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晖辞世已有一年，然而有些事至今仍仿佛只在昨夜。在他走后，我多年来第一次重新翻看了自己早些年所有的日记与信函，那就像是重新生活了一遍；由于他的猝然离去，许多当时并不经意的模糊往事，重又向我显示出新的意义。以往看待“人生”、“生活”、“生命”、“命运”之类，总感觉都是些抽象的大词，颇有几分大而无当的意味，仿佛也极其遥远，而此刻才发现它们是如此触手可及，才开始思索它们真正的意义，重新审视自己过往的人生。这是张晖留给我的最后的礼物。
人和人之间的理解是何其之难，或许要理解另一个人的人生，总要在悲剧发生之后。我们算是少年知交，可即便是我，也是在重读他大学来函时才真正意识到，在他选择学术道路时，自己内心的孤独感有多么强烈——那时他在信上反复多次提到“独学无友”，说起“吾二人不能生活于同一城市，终是平生最大憾事之一。夜静思之，不免黯然”。那条路，一个人走太寂寞了。
他离去后，我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唯一一个完整见证彼此生活的朋友。在这个人际交往碎片化的年代，除了父母亲人之外，你和绝大部分人的接触都是断片式的，有时甚至没有一个人清楚知道你从小到大的样子，所有人知道的，都是在某些特定时空下你的某些样子，要将这些碎片式的印象聚拢来，才能勉强形成一个稍显完整的自我。他了解本来的我，但他也走了，再没有人能替代他。
有人在看了我那篇悼文《平生风义兼师友》后说，你们那时也算是异类，都对文史有这样强烈而持久的兴趣，本来一个班上出这样一个人就已不易了，难得的是竟有两人同班，还是前后桌。如今回想，这似乎确然像是命运的巧合，然而在当时，我们无疑都并未觉得自己是什么“异类”——只不过是两个对文史有兴趣的普通学生罢了。直到在大学里因《龙榆生先生年谱》成名，他也并未自视是“少年天才”，他那时在日记里甚至说，如果像我这样的人都可算是翘楚，那只能说明学术人才整体已不如前了。与其说他是个天才，不如说他是个执着而勤奋的学人：他只是想做学问，为了做好而做好它，并且一直在做。
这无关天份，只是性情如此。他向来专注而能坚持，自少年立志，便矢志于此，如今“初心”一词几已被用烂，但他是真的做到了“不改初心”。在高考前夕，我们对Scott Fitzgerald的一句话颇怀感慨：“十五到十八岁之间的一言一行，便是你一生的写照”（Everything you are and do from fifteen to eighteen is what you are and will do throughlife）。这句话如今看来，就像是对他人生的预言。在高中同窗时，我们虽是知交，但即在当时已可见彼此性情的绝大不同：他专注而沉潜，治学勤勉而尚专深，而我则涉猎驳杂，务求贯通；他是“刺猬”，而我是“狐狸”，或者说，是一个羡慕刺猬的狐狸，因我一直深怕自己兴趣太广，读书泛滥无归。而他，在后面的求学中，也渐渐意识到学问之专精当有广博为基础。尽管如此，两人在治学上的歧异仍无大变，大概我们的人生的航向，在十五至十八岁之间便已确定。
虽然天不假年，但他确已真正活过，回想起来，他没有浪费自己的生命，可说已经实现了自我。电影《关于施密特》中，有这样一段话：“很快我会死去，也许再二十年，也许明天，这都没什么不同。一旦我死了，每个认识我的人也死了，我就像是从没生存过一样，我的生命变得跟他人的有何不同？没有，我这么认为，没有什么不同。”这大概是世上大多数人的宿命。张晖无疑也思考过这些生与死的意义，几年前，当其祖母去世时，他就曾写道：“人都会死，关键活着的时候做些什么而已”（日记2010.11.18）。
他的确尽力地做了，甚至太尽力而过早燃烧尽了自己的生命。他的离世有双重意义，或者说有两个张晖：一个是对亲友而言的那一不可替代的个体；另一个则是作为象征的张晖，以及他作为公共事件的死亡。第一个他已不可复活，第二个他，则已得永生，实现了生命的超越。
的确，他还有许多想写的没来得及写出来，但那或许早晚也会有别人写出来，对学术本身而言，不会有太大不同。对于公众而言重要的是，他的离世重新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学问的意义；失落的人文理想；青年学者的处境；学术体制的问题。他是所有这些症结的道成肉身。他本人就是这末法时代的声与光。
但当将他聚焦为一个象征时，世人的目光往往更多落在他的生存处境，而非学术水平上。毕竟无论对他的事迹有多感动，大多数人仍觉得他的著作太过学术而无兴趣问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做的学问到底是明清诗学，还是社会史，对大众而言并无本质区别，人们所知的，是“一个好学者、一个纯粹的人死了”，并且“是累死的”。
如果能促使人们重新找回人文理想，那自然也是好事，但理应注意的一点是：过多关注知识分子的生存的物质条件，这其实是张晖所反对的。他自然对这些现实中的问题有痛切的感受，但他更在意的，是知识分子不能只知道要条件、或发泄不满，却未能将这些矛盾的张力和现实的压力升华为治学的动力。他夫人张霖告诉我，张晖真正的压力是他自己给自己的，“并不是那些庸俗的现实因素”。现实的问题自然触目皆是，但这并不表明学者就什么也不能做了，事实上，像他这样以自少年时代便自觉以学术为一生志业的人，不管在哪里，都会给自己以不断的鞭策。
能生活得如此纯粹，是他的幸运，但也是他努力的结果。外界环境如此，个人力量无能为力，但这不是不作为的借口，因为你仍然可以选择。周策纵先生（他也是张晖博士后导师严志雄的导师）曾在其《传统中国的小说观念与宗教关怀》中说：“文学的杰作往往是悲剧，古今中外皆然。因果报应时常与正义、教义所预期的结果相违背。像《三国演义》、《水浒传》都以‘忠义’为标榜，而忠义者却往往没有好下场……可是在这里，儒家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作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求仁得仁’。
我们或者可以仿照西方的说法，另铸‘道德的正义’（moral justice）一词来解说吧。”从这一点来看，张晖的人生正践行了中国传统士人这种在现实困境之中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根本精神。他一生感受到这个时代的现实所赋予的矛盾张力，但他并不悲观消极，他从来是深知在末法时代也要“好好做”、“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那个人。
他这么做，不是为了谁，只是他比许多人更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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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张晖，（1977.11.14-2013.3.15）上海祟明人，香港科技大学中文系博士、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著作有《龙榆生先生年谱》、《诗史》、《无声无光集》，编有《龙榆生全集》、《施淑仪集》、《量守庐学记续编：黄侃的生平和学术》、《量守庐学记续编：黄侃的生平和学术》。
张晖勤奋好学，纵心典籍，在中国诗学、词学、清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理论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和系列撰述，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公认的优秀青年学者。
天年不假，2013年3月15日下午4时26分，张晖因患急性白血病，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不幸辞世，年仅36岁。学界业界纷纷为青年学者张晖的英年早逝而扼腕叹息，今日正值张晖辞世一周年之际，其知交好友维舟再次潸然撰文，借以悼念这位曾完整见证彼此生活的朋友。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维舟，77年生人。毕业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好读书不求甚解。涉猎驳杂，少时沉迷于古典文学与历史，长而旁及社会学、人类学等，2004年起撰写博客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