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两会期间，在江苏省分组讨论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崔向群说：“现在研究生和以前的中专生、大专生也没有什么区别了。”这立即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讨论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定义的是，这里所说的区别是什么？当代人类处于知识大爆炸的年代，知识飞速扩展，所以，从知识的绝对量上看，不但现在的研究生比20年前的中专生强，现在的中专生也比当年的中专生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
不过，虽然更广的知识面与更深入的知识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理生活中的事情，比如，知道医药知识，能够避免药品伤害；知道金融知识，能够更好地使自己的财富增值；知道生理知识，能够更健康的生活，但是，知识与技能并不一定意味着幸福感。
人的幸福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比较，在实际生活中，对大多数人的大多数时候，这种比较主要是看物质收入，或者更精确的说，是看他在社会中的物质与社会地位排序。而一个人的物质与社会地位排序，取决于他在社会中的综合能力排位。这种能力当然包含很多东西，学历、智力、见识、容貌、拼爹等等，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学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当今社会，不再是一个熟人社会，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企业要面对很多陌生人。企业永远不可能为每一位应聘者提供超长的试用期，真实地了解他们的能力，对企业来说，这样做成本太高太高。这个时候，什么学历、毕业于哪所学校、是否过了英语6级，就成为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判断一个人能力的简单的、低成本的方法。所以，凸显相对性，现实排序，是文凭的重要功能。
既然学历有相对性，有显示能力的排序功能，那么，追求高的学历，就成为一个追求社会地位与物质收入的必然选择。但是，学校、官员并不是文凭信誉的拥有者，这个时候文凭就成为一个典型的公地悲剧，遭到滥用。在产业化的趋势下，教育体系放宽标准，不保持文凭的相对标准，而只以绝对标准来提供文凭，这个时候，原本只有少数人获得的文凭发给了更多的人，名义文凭就变得不再值钱。当一个层级的名义文凭丧失了价值的时候，就逼迫这个层次中的强者去追求更高的名义文凭。
所以，过去的初中生变为了二本、三本生，过去的中专生变成了本科生，过去的本科生变为了研究生。但是，他们的物质与社会地位排序，却没有改变。从这个角度，现在拥有研究生文凭的人的社会排位，和30年前拥有本科文凭的人，在收入、社会地位、未来的前途以及作为结果的幸福感上，差不了太多。
参与讨论的江南大学副校长金征宇的说法较好地结合了绝对与相对。他说：“我是文革以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当时全国就招20万，今年大学毕业生有727万，727万和20万之间肯定是有差异的。现在的研究生每年大概有几十万，所以现在的研究生和那时候的本科生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我并不赞同说现在的研究生相当于一个中专生，不能简单地这样类比。我觉得现在毕业生知识结构肯定比我们那时候要好。”在这里，金征宇说“现在的研究生和那时候的本科生应该是差不多的”，“差不多”三个字是指的在社会中的排序，而“现在毕业生知识结构肯定比我们那时候要好”，则是指知识与技能的绝对量。
这种现象，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生产对知识的需求逐步提高，但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教育体系提供的文凭，其名称与实际所能提供的社会排序位置，已经脱节。之前几十年，文凭一直提供着社会与物质保障，人们也以文凭来定位社会位置与物质收入，会因文凭而产生收入与社会位置的预期。但是，时代改变得如此之快，在快速扩招以及教育产业化之后，名义文凭已经不能保障社会地位与物质收入，但那些还未明白这个变化的人，仍被文凭名称所迷惑，仍刻舟求剑地以文凭来预期自己的社会与收入定位。当不切实际的期待已然产生，就注定会产生一系列问题。
以当时参与讨论的全国人大代表、江苏阳光集团董事长陈丽芬的数据为例，目前，国内应届中学生90%上大学，仅10%上技校。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不愿意到一线工作，或者到了一线也稳定不下来，工作耐受力差、期望值过高，造成了整体大学生就业困难而普工、技工严重不足的局面。陈丽芬认为：“就业岗位并不缺，缺的是适合岗位的人。”
实际上，文凭具有排序功能，是因为与生产相适应，知识技能能在生产中发挥作用，自然就会有丰厚报酬，受人尊敬。所以，名义文凭与实际所能提供的社会排序脱节，其原因在于文凭系统与国家产业需求脱节，从而使文凭提供的排序与识别功能失效。
那么，需要改变的就是，如何使教育系统提供的学历认证，与国家的产业需求匹配，使年轻人不再去追求并不能为之提供收入与社会地位的名义文凭，或者说，为追求社会排序与收入所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适合国家产业结构的需求。比如，三本的商科，除了基本的经济与工商理论，应不再强调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几乎不用的艰涩的金融知识，而是为这些学生以后推销信用卡、销售理财产品、做保险代理而教给他们心理的、礼仪的、法律的基本知识。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刘远举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经济之声《财经名人堂》特约评论员，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