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进城后为何不乘坐飞机？曾任周恩来专机飞行员的张瑞霭说：“进城以后不几年的功夫，为了保证毛泽东的人身安全，中央做了一条不公开的规定，禁止毛泽东坐飞机。”
我的老朋友周海滨兄是专注口述历史的作家，经常采访一些老干部的后代，这马航失事，他借机撰文钩沉了毛泽东与飞机的一些轶事。周海滨的微信公众号是【微说】weishuozhongguo
几乎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不想坐飞机。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外出视察时通常坐火车，很少乘飞机。
1933年6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由于米高扬同志严重违反政治局禁止坐飞机的决议，因此给予他严重警告处分。”这一处罚彻底打消了其他苏联领导人坐飞机的想法。
金正日出行也从来不坐飞机。
金正恩倒是做飞机，从这一点看，比之父有出息。
by信海光微天下
“别去苏联，怀孕不好坐飞机。”毛泽东曾致电贺子珍提醒说。
飞机对毛泽东来说，早年并不抵触，比如重庆谈判的往返，毛泽东都在飞机上拍了大头照。那时的飞机坐起来并不舒服，高噪音、剧烈颠簸、设施简陋，我忘记是哪位国民党高官之后告诉我说，每次下来基本上有人呕吐。
空军34师前师长时念堂回忆说：毛泽东最早坐过“里-2”，后来乘坐“伊尔-14”。
那么，毛泽东进城后为何不乘坐飞机？曾任周恩来专机飞行员的张瑞霭说：“进城以后不几年的功夫，为了保证毛泽东的人身安全，中央做了一条不公开的规定，禁止毛泽东坐飞机。”
在张瑞霭的记忆中，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广东视察期间，提出去武汉游长江，遭到一致的强烈反对，他盛怒之下，不但游了长江，还坚持坐了飞机。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提出要乘坐飞机去广州视察。4月30日，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驻京专机飞行团的团长胡萍下达了执行毛泽东专机的飞行任务。
空军只有伊尔-14（其实，伊尔－14型飞机更为先进。1956年，苏联研制定型生产伊尔－14型飞机。苏联人从第一批新产品中，挑选出两架：同时起飞，一架飞往河内，送给胡志明；另一架也是由苏联人驾驶的飞机降落在北京的西郊机场，送给周恩来总理。）和里2型的运输机。刘亚楼考虑到里2型飞机飞行了五六年，稳定性比较好，飞机选定为按专机要求改装过的两架苏制里-2运输机中较好的一架——8205号飞机（一说“8025号”）。据说，毛泽东要求中国驾驶员驾驶飞机。还有一架“里－2”作为副机，机长时念堂，任务是一旦主机故障，就让毛泽东坐副机。同时副机载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先飞，为主机开道，提供气象与航行资料。
4月30日，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汪东兴专程到机场检查专机的准备情况。因为毛泽东喜欢睡硬床，他要求把飞机上临时安放的软垫换成大一点的棕垫。后来，又因为棕垫装不上飞机，机场的修理厂连夜加工木板床，为毛泽东布置好了卧室。
5月2日晚，胡萍给机组下达飞行任务时，出于保密的要求，只简单地告诉大家：航线由北京经武汉，降落终点是广州的白云机场。机组人员也不知道是谁要用飞机。
5月3日早晨，刘亚楼向毛泽东报告飞机、航线及天气情况，然后和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陪主席登机。因为里－2时速仅220公里左右，最大航程短，必须中途落地加油。。毛泽东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经武汉去广州。飞行4个半小时后，于12时30分在武昌南湖机场降落用餐、加油。当天下午2时30分，从南湖机场起飞，飞行3个半小时后，于下午6点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毛泽东和江青走下飞机，和前来迎接的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陶铸、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握手、合影留念。
毛泽东在广州停留近一个月。5月30日，毛泽东乘8205号飞机从广州返北京，当天在湖南长沙大托铺机场降落并畅游湘江。第二天又飞武汉。为了保障安全，在毛泽东返京这段时间内，全国禁空，所有其他飞机一律停飞。北京天气虽然好转，但到傍晚，仍有发生雷雨的可能，要求毛泽东一行务必在下午5点之前到达北京。
张瑞霭回忆说——
从广州到长沙，再至武汉。遗憾得很，毛泽东乘坐的是空军的里－2飞机，而我驾驶的伊尔－14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飞机。毛泽东的‘不幸’，就发生在他得胜后从武汉‘万里长江横渡’完后，返回北京的途中。
那一天，因为我的飞机速度快，先于里－2飞机起飞，一路顺顺利利，按时正点降落在北京的西郊机场。正因为里－2飞机速度慢，跑得慢，待飞到河北的衡水地区，由西北方向压过来的一片雷雨云，此时已经堆积在航线上。飞机只好绕道东行。他们先东进达沧州，再折向北方，经过天津西面的杨村机场，再飞到西郊机场。由于兜了这么一个大圈子，到达西郊机场的时间比预计的到达时间延迟了近一个小时。又由于雷电干扰，联络不通造成地面一片混乱。
我降落后，做完飞行之后应该做的工作，正提着旅行包准备随机组一道坐汽车回住所。在塔台坐镇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真不愧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高级指挥员，他虽然火烧眉毛似的坐立不安，却注意到了我的行动，见我正往车里钻，便扯着嗓门高声叫起来：“张瑞霭！你不能走！主席的飞机还没落地，你就溜？到塔台上来！我有话问你。”
既然司令员下了令我哪还敢走，乖乖地上了塔台，他便非常详细地询问了航线上的天气情况。
那架载着人们心目中的希望与幸福的飞机轮子刚触地，刘亚楼司令员立即从座位上跳起来，冲下塔台，跑到停机坪等候。没等毛泽东走出飞机，他就站在才打开的机舱门前，冲着里面大声说：“主席呀！吓死我了！我们多为您的安全耽心啊。现在好了，平安无事了。”
姗姗来迟的毛泽东专机遇到了什么危险？
据传言，毛泽东乘坐飞机空中遭遇雷电，与地面失去联系40分钟。当然，这是小道消息，因为在那个年代，领袖遇险是国家机密。
6月4日，毛泽东在上午畅游长江之后，下午就乘飞机从汉口王家墩机场起飞回北京。不料，途经河北衡水附近上空时，飞机遭遇雷雨云阻断航路。雷雨云是垂直发展达数千米的云层。飞机一旦误入这样的云层，就会受到强烈的扰动和冰雹与雷电的袭击。即使是设备先进的飞机和技术高超的飞行员也不敢闯入这种危险的云层。现代喷气式飞机可以爬升到8000米高度以上，从云顶越过。但对于升限只有5600米的里-2飞机来说，就只有改变航线，绕过雷雨云区。
8205号的空勤组果断改变航向。首先飞向天气比较稳定的沧州机场上空，躲开雷雨云后，再改向北飞，回到北京西郊机场降落。在绕云飞行的过程中，约有40分钟的时间，飞机与地面失去联系，地面雷达也无法找到空中的飞机。而在北京西郊机场，负责与飞机联系的指挥员蔡演威没有听到毛泽东专机的一丝回音。刘亚楼更是暴跳如雷，对着蔡演威大吼：“你快给我联络，一定要联络上，再联络不上，我就毙了你!”
“因为飞机总是有危险性，1958年以后，毛泽东不但是中国的领导人，还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人，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不坐飞机，改坐专列。” 空军34师前师长时念堂解释说。
周恩来也不希望毛泽东乘飞机，但他本人却频繁乘坐飞机且多次化险为夷。“比如，由西安飞延安途中迷航，幸未像‘4·8’烈士那样撞山；比如出访阿拉伯国家，在灯火全无的黑夜里被迫盲目迫降；比如赴万隆会议时，他所拟乘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中爆炸；比如为了吊唁胡志明逝世，飞机冒险进入雷雨区，风狂云卷，更有电光雷火，整个天空黑透红透，那惊险壮观的景象就连飞行几十年的老飞行员张瑞霭也生平仅见过一次。”
但是，周恩来的身体素质适合坐飞机。张瑞霭回忆说：“上天便给予他一副经得起翻飞颠簸的筋骨。周恩来总理很适应空中生活，有时候气流肆无忌惮地把飞机抛上掷下、摇来摆去。有的服务员、飞行员都受不了，张开嘴巴‘哇哇’地呕吐，周恩来却一点儿事也没有，仍旧谈笑风生，同服务员开着玩笑。并非所有的人都像周恩来那样具备坐飞机的先天身体素质。如陈毅元帅，坐飞机对于他不是件轻松愉快的事。本来，身体肥胖的人不容易晕机，而陈毅老总长得连腰都弯不下去，系鞋带都得请人代劳，可飞机下滑打乱了人体的平衡，使得很多人不能适应，感觉头晕目眩，肠胃翻江倒海，好似五脏六腑随时有可能从口腔里蹦出来，‘嗨哟，落地比咽粒枪子还难受。’”
不过，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谢静宜有点矫情地认为：“毛主席每次离京都是乘坐火车外出，也就是专列。极少乘坐飞机，并不是出于个人安全方面的考虑，而是从工作出发的。有一次，主席曾对我谈到此事，说‘乘火车就可以掌握主动权，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想停就让火车找个支线停下来，下车去看看，或者找当地领导谈谈都行。’”
其实，几乎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不想坐飞机。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外出视察时通常坐火车，很少乘飞机。这主要是当时苏联常发生飞机事故，造成高级官员死亡。1931年7月12日，红军副总参谋长弗拉季米尔•特里安达菲洛夫乘坐王牌飞行员雷巴里丘克驾驶的飞机，前往乌克兰视察。结果由于大雾原因，飞机撞到大树上，所有人员全部遇难。出于安全考虑，斯大林乃至联共（布）中央才在内部提出禁止国家高级领导人乘坐飞机的决议。但米高扬没有遵守这一规定，1933年6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迅速做出决定：“由于米高扬同志严重违反政治局禁止坐飞机的决议，因此给予他严重警告处分。”这一处罚彻底打消了其他苏联领导人坐飞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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