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坐车吗？当然坐。君不见秦始皇兵马俑坑里发掘出来的安车，那就是皇帝坐的。当年秦始皇周游天下，坐的就是这种车，死在半道上，配上一车鲍鱼拉回来，也是这种车。再往前推，周朝周天子大概也坐车，周穆王也是坐车满世界走，据说还西去见了西王母。秦国的祖先，就是给周王驾车的。帝王坐车，驾车的人当然得坐在乘车人的前面，在轿子没发明之前，没有人对此提出礼仪上的异议。孔门的《三礼》，对此一句话不说。
中国的车，两个轮子，没有减震装备，坐上去不舒服。路况要是不好，就更不舒服。过去乘马车或者骡车长途旅行，一天走下来，乘车的人骨头都快颠散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车上面做改进，反而另辟蹊径，发明了轿子。轿子跟车不一样，是人抬着走，轿子越大，抬的人越多，抬轿的人经验越是丰富，坐着就越舒服。无论路多么崎岖不平，经过人的肩膀和轿杆的消减，颠簸度可以消解为近乎零。到了清朝，轿子经过进一步的改进，宽大舒适，里面的人可以在里面睡觉。不仅吃食和烟具可以放在里面，只要坐的人不嫌味，马桶一样可以装进去，像个活动的小房间。小汽车传到中国，国人命名曰“轿车”，其实就舒适度而言，轿车还真不如轿子。轿子这样舒适，所以，连带兵打仗的将军，能坐轿，绝不骑马，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民国。民国从国外学了军事回国的将军们，带兵征战，也经常坐轿，一旦轿夫反水，或者撂挑子不干，将军就成了瓮中之鳖。
坐轿子不仅舒服，而且在社会性上面感觉良好。什么叫人上人？坐轿子的人，就是人上人。尤其是官轿，不仅宽大舒适，而且等级森严。什么官阶，坐什么规格和颜色的轿，多少人抬，都有详细的规定。远远看去，不消见到人，只看轿子，就知道什么等级的大人物来了。所以这么一来，轿子就跟礼仪严密挂钩了。挂钩之后，在一般情况下，皇帝就不能乘车了。
抬轿的人，永远是下人。虽然说，抬轿和抬轿的比，还是有高低贵贱之别，给官员抬轿的，就比一般的轿夫高人一等，给皇帝抬轿的轿夫，那更是轿夫中的娇子。但是，他们在乘轿人面前，永远都是伺候人的，弯腰伺候人入轿，然后在下面抬着走。不像驾车的，可以坐在乘车人前面。所以，只要大人物出门的交通工具是轿子，就不存在礼仪的麻烦。
但是，这个状况碰上来华的英国人，出现了问题。1793年，英国派出了以马戛尔尼勋爵为首的使团，来华商议两国的通商问题。这么大老远的来中国谈事，那有不带礼物的道理。马戛尔尼使团，带来了一大批先进的光学和天文仪器，还有一座精致的地球仪，再就是一些速射野炮。这些稀罕玩意，都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马戛尔尼是来商务谈判的，但从乾隆皇帝到底下的官员，却都当他是来进贡的。因此，在从大沽到北京的路上，中国官员就问马戛尔尼，说你带来了英国的国礼，但是，你个人就没有什么礼物献给我们的皇帝吗？马戛尔尼一听，感到特别奇怪，说各国外交，哪有这样的事？但转念一想，这是在中国，也许中国人就是这个规矩。幸好，他此番来华，随身带了一辆四轮马车，原来是准备在中国路上自己用的。看中国人接待的挺好，走到哪儿都有人接送，马车看来没有用了。于是他就说，我带了一辆我们那边的马车，送给皇帝（根据马戛尔尼自己的叙述如此，但他此行的礼品单上，却有马车两辆，一冬季用，一夏季用）。
这辆马车，就这么给带到了圆明园。在圆明园里，中国官员和太监，围着这辆奇怪的马车，大力围观，看了又看。有人说，马车前面的座位，肯定是皇帝的坐的，因为它高。另外的人说，不对，后面的座位有软垫，四面有玻璃窗，而且华贵，应该是皇帝坐的。第三个人说，前面皇帝坐，后面是娘娘坐。第四个人说，皇帝坐后面，娘娘坐前面。吵成一锅粥，争执不下，派了个老太监来问马戛尔尼。马戛尔尼说，后面皇帝坐，前面的驾车人坐的。太监说，驾车人不能站在地上赶车吗？不能，马车是用缰绳操纵的。一听马戛尔尼这么说，所有人都炸了。驾车的下人，怎么可能背对着皇帝，而且坐得还比皇帝高？
（图注：清朝末年的马车，图片源自网络）
结果不问而知，这辆马车，皇帝是肯定不坐了，再舒适也不坐。马戛尔尼去热河见乾隆时，乘坐了另一辆英国式的马车，让随同的中国官员赞叹不已，但是，这样的消息，即使乾隆知道，也不会坐这种马车。不仅乾隆不坐，后来的皇帝也都不坐。当时马戛尔尼还天真的以为，有了他送的马车之后，皇帝肯定会弃中国旧式马车不用，用他的了。但是，真正被弃用的，恰是他送的车。光绪年间，上海租界里西式马车已经流行，来上海看西洋景的，必坐一回四轮马车过把瘾，但皇帝不坐，太后也不坐。再后来，汽车发明了，老外送给皇帝太后一辆汽车，也就是我们说的轿车，但由于开车司机，还是得坐在太后和皇帝前面，不合礼仪，所以，这车送了也白送，搁在颐和园里放着。庚子年，太后和皇帝逃难，坐的是中国式的骡车，如果有辆西式的马车，哪怕就是马戛尔尼送的那辆，跑起来也比中国的骡车快了好些，也少担惊受怕几分。
中国是礼仪之邦，礼仪上的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即使因此耽误了大事，也只好认了。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作品有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