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为了前往耶路撒冷报道以色列政府审判前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汉娜·阿伦特变更了自己的年度计划。作为一名犹太人，她没有亲眼看到过纽伦堡审判，在1960年10月给洛克菲勒财团的信中，阿伦特说：“我未曾见过活生生的这种人。这次恐怕对我来说，是唯一的机会”。
六个月后，阿伦特见到了装在玻璃亭子之中的艾希曼，脸色苍白，神情倨傲，阿伦特后来说，她对艾希曼的第一印象是“他一点也不粗野，也不是非人类的，也不是难以理解的”，总而言之，身为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以冷冰冰的缜密计划将以百万计的犹太人送入毒气室的艾希曼，原来不过是一个正常人类。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轻易接受这一点，艾希曼受审时，法官不相信他的话，因为他们都无法接受一个“正常”人，会无法判断是非，会不知道自己所犯下的骇人罪行。但事实也许的确如此，六七位精神科医生都一致证实，艾希曼的精神状态正常，“艾希曼对妻儿、父母兄弟姊妹、朋友的态度，不止正常，还堪为理想典范”。他对犹太人也谈不上有任何仇恨，艾希曼的家族中有人有犹太血统，他自己很可能有一个犹太情妇，与犹太人发生性行为，在当时是纳粹亲卫队员最严重的罪名。阿伦特对此的评论是“艾希曼的确很正常，他在纳粹政权中跟其他人完全没两样，然而，在纳粹帝国只有‘例外’才会出现‘正常’反应”。
纳粹高官中绝非只有一个艾希曼。阿伦特写过艾希曼在庭审现场提到的一个纳粹少将，非常优秀，受过良好教育，思考理性，完全没有任何仇恨或沙文主义的想法，在维也纳，他还跟犹太人代表握手。但到了1941年的春天，“这位有教养的绅士奉命指挥特别行动队A分队，一年后，他自豪地向上级报告，该分队共枪杀处决二十五万犹太人”。
而艾希曼自己，在之前见犹太人迈耶时，会称呼他为“先生”。但后来艾希曼将德国犹太人领袖召集到维也纳，艾希曼就开始不准他们接近自己的办公桌，甚至不准犹太人坐下。在法庭上，法官和检察官一致认为，艾希曼升到具有实权的职位后，人格就此彻底改变。他的改变和信仰没有任何关系，除了“职责”这个词语，也很难认为艾希曼有什么真正的信仰，他加入纳粹的理由正如在法庭上所说“就像突然被党吸进去，让大家很惊讶，加入之前也没有特别做什么决定，一切既突然又迅速”。他其实对这个党毫无兴趣，他不知道纳粹党的党纲，也从来没有读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论革命》以及《人的条件》中，阿伦特反复分析了“根本恶”或者“极端恶”的概念，在她看来，极端的恶既不能惩罚，也不能许可。但这个概念显然无力分析艾希曼，究竟是什么让一个人，在看起来一切“正常”时，却已经失去了支撑其成为一个“人”的理由。后来在和好友肖莱姆的通信说，阿伦特否认了“恶”的根本性，她认为恶只是一种单纯的极端的东西，“恶正犹如覆盖在毒菇表面霉菌那样繁衍，常会使整个世界毁灭。如前所述，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这就是恶的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恶的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这个词来自阿伦特的丈夫海因里希·布吕歇尔，海因里希总认为 “恶”是一种“可笑的现象”，阿伦特把这个后来广为人知的词语作为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副标题。
去年上映的阿伦特传记电影里穿插了不少艾希曼受审时的现场录像，看的时候难免会产生阿伦特当年的疑惑，因为艾希曼看起来无害而懦弱，很难将“恶”这个词语加诸其上，他只是平静地反复表态：“我宣过誓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当伦理昏迷成为一种常态，职责就变成行恶的外衣，在1944年至1949年创办《政治》的德怀特·麦克唐纳在一切刚刚结束的时候就说过：“现在我们必须提防的是守法者，而不是违法者。”
艾希曼正是这句话的最佳注脚，他习惯于生活在铁一般的法律与规则之下，喜欢于在一个群体中隐身自我，失去这些，他并不感觉自由，只是恐惧。德国于1945年5月8日战败投降，艾希曼茫然地说：“我现在，从此没人会领导我，我得单枪匹马过日子，再也没有人会向我下指令，再也收不到命令或指示，没有任何条例可依循——换句话说，我从来没有这样活过。”
（图注：电影《艾希曼》中一个意味深长的镜头。）
正是这个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循规蹈矩遵从命令的人，以“最大的热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将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送上开向死亡的列车。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的结尾处就说过了，“在一个理性与道德背道而驰的系统之内，人性就是最主要的失败者。邪恶巴望着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不会轻率、卤莽地行事——反抗邪恶是轻率而卤莽的——它就可以开展它肮脏的工作。”当邪恶正在有条不紊运行之时，它所需要的，正是艾希曼这样理性而客观的人。
（1961年4月11日，纳粹战犯艾希曼出庭受审）
艾希曼认为自己是“客观”的，他用“管理”谈论集中营，用“经济”谈论灭绝营，在耶路撒冷的审判之中，艾希曼依然为自己的“客观”感到自豪，法庭上他当庭承认，如果上级命令他杀了自己的父亲，他也照样执行。1944年德国警察总长提出以一万辆卡车交换一百万名犹太人，艾希曼作为执行人说：“我发起这个交易的原因绝非出于怜悯。”
艾希曼兢兢业业完成工作，将屠杀视为自己的事业，这是否意味着“良心”只是我们的幻觉呢？并非如此。在希特勒将对犹太人的政策从驱逐到关进集中营再最终升级为“最终解决方案”后，艾希曼前往卢布林考察毒气室，他无法直视那些设备，在想象执行时的画面时，他“突然觉得有点不舒服，好像受到很大的冲击”。但这种冲击很快过去，依照艾希曼的说法，让他不再感到有愧良心的最重要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那时他没看到任何人真正反对最终解决方案，完全没有。
在纳粹占领德国的十二年中，其政策一步步走向明显地反人类，然而党内的精英阶层很少出现杂音，在高级亲卫队成员中更是几乎没有悖党行为，只有德国败局已定时，这些人才开始发出些微质疑，但就如阿伦特的判断：“这股反纳粹情绪从未足以影响灭绝机器运作的脚步。”也就是说，在“别人都这样”的掩盖之下，每个人都轻易原谅并确认了自我当下的行为。
早在阿伦特之前，勒庞在《乌合之众》已经精确地描述了群体之中的个体是多么容易失去道德判断：“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一种最常见的说辞无非是“一个人怎么能和体制对抗呢”，然后去忽视那最显而易见的现实：是你的参与造就了这个体制，而你并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反抗。
反抗意味着不可承受的代价吗？同样并非如此。艾希曼曾说如果抗命，当时唯一的选择会是自杀，但他在说谎，在艾希曼向法庭提交的最后声明中，他承认自己可以找个借口退出，而且当时确实有其他人这样做，只是在艾希曼这样一个严格的守法者看来，这样的公然违抗命令“无法让人接受”。
越来越多研究还指出，当年希特勒试图用同样的毒气谋杀德国精神病患的计划之所以被中止，是因为在毒气室周围有居民和勇敢的基督教会人士公开抗议，但是当同样的计划用以对于看起来与己无关的犹太人时，这些反抗消失了，虽然有些集中营同样位于德国领土之中，周围也同样住着德国居民。犹太人自己也处于不反抗的沉默之中。艾希曼说，当年没有人抗议，也没有人拒绝合作。1943年，柏林一位犹太人评论当时的情况：“日复一日，这群人从这里出发，朝自己的葬礼前进。”更有财富的犹太人试图证明自己是“特殊个案”和“优秀人民”，以免于一死，或者成功地移民海外，但接受特权这件事背后最可怕的道德灾难在于，所有要求获得“例外”的犹太人，其实等于默许这个规定。
但人性也并非彻底软弱不堪，在恐怖主义盛行之时，大多数人会选择服从，却有些人就是不会服从，即使在纳粹最如日中天之时，德国同样有人密谋刺杀希特勒。同样的启示也可以在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国家中看到，这个方案“有可能发生”在大部分国家，但却并非所有国家都像波兰一样充满热情地配合纳粹的罪恶，比如不起眼的小国保加利亚，没有一位犹太人遭到驱逐或者死于非命，无人能解释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个人的勇气来自何处，但阿伦特说，这些事实确保了地球仍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阿伦特在写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时，拒绝那种一般的关于人类邪恶的本性、原罪和人类生而具有的“攻击性”等等的学说，而且还拒绝关于特定的德国国民性的学说，“我不想相信上述这些可能性——我认为在奥斯维辛，谁要行善，谁要行恶都是自己决定的”。艾希曼自认追随康德，认为自己的行为原则只要与国内立法机构的原则相符即可，但他完全理解错了康德，康德相信运用我们的纯粹理性，可以在内心为自己建立不受外部干涉的行为准则。
作为康德真正的信徒，阿伦特甚至看不起以赛亚·伯林的消极自由论，因为她坚信自由必须和行动联系到一起，在《何为自由》中她说：“只要人们行动，他们就是自由的（区别于他们所拥有的自由天赋）；自由既不在行动之前，也不在行动之后；因为成为自由的和去行动是一回事。”正是基于每个人都应承担自己的个体责任，在这本书的最后，阿伦特设想自己为艾希曼所作的判决词中，她反驳了艾希曼的种种狡辩，比如自己在最终解决方案中的说扮演的决定全是偶然，比如可能几乎每一个德国人都同样有罪，以此来证明每个人都没有罪。阿伦特说，这个结论看似顺理成章，但我们并不同意，即使八千万德国人都犯下与你相同的罪行，你同样不能为自己开脱。
大陆至今还没有出版《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全本，我读的这本买自台湾诚品书店，施奕如翻译为《平凡的邪恶：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通过海关时我提心吊胆，怕它被视为“禁书”，我当然明白，阅读或者拥有这本书，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他们”都是守法者，“他们”都是客观的人。
（本文原标题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个守法者》）
作者：李静睿，记者、作家。出版有随笔集《愿你的道路漫长》和小说集《小城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