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刚进走廊，我就觉得大势不妙。
我加快脚步，到教室一看，座位已经所剩无几。那是历史系最大的教室，能坐七八十人，而我们班只有二十多学生。很快，椅子坐满了，好些人站在教室后面。再过一会儿，黑板底下坐了人，窗台上头也坐了人。好在我早到几分钟。
系里一些教师来了，校外有些学者也来了。其他年级的同学来了，外系的学生也来了。听说1949年以前清华、北大有类似的盛况，而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
暨南大学主要招收港澳青年和侨生、侨眷，“文化大革命”中被解散，1978年复办。可能是要扩大在海外的影响，加上副省长杨康华兼任校长，手里有权，政府特别调了一批名家到暨大。例如邝公道先生任医学院教授，刘逸生先生任中文系教授，金应熙先生任历史系主任。
（金应熙像 陆林汉绘，图片源自网络）
金应熙老师的博学和才智在广东史学界尽人皆知。他会七种外语，不但懂英、俄、日那些常用的语言，还懂得研究佛学的梵文。这是让现在绝大多数中国学者惭愧的硬功夫。我们班上有同学在省委理论组干过，亲眼看到金老师躺在宿舍双层床的上铺，望着天花板，同时走底下三盘象棋。
有一次，我向一位老师请教，她说她不懂那个问题，叫我去问金老师：“你们本科生想知道的事，不论古今中外，他都能讲出来。”
不过找金老师请教不容易。他原来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1973年去了省委理论组，1979年调进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当暨大历史系主任是兼职。他还住在东山的省委宿舍，来学校的时间不多。
二
那时“文化大革命”刚闹完，外界都想多知道中国的事。联合国的一个文化项目邀请中国学者用英语讲中国通史。多数中国史学家干不了这事，政府好不容易找到金老师。
金老师在香港大学毕业，懂得国际惯例，不是找几本中文书拼凑讲义，而是系统地看了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论著。回国之后，他宣布给我们讲“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
金老师中等个头，清瘦，戴着厚厚的眼镜，讲话谦虚文雅，衣着整洁，一看就让人钦佩。他没有讲稿，有时翻翻带来的几个笔记本，随口说出外国各个流派观点，挥洒自如。金老师告诉我们，郭沫若的主张随着政治气候变动，在国际学术界不大受尊重。在国外影响最大的中国史学家是顾颉刚。
金老师似乎永远平静，但他的话就像在教室里丢了一个炸弹。当时郭沫若在我们课程里的地位，相当于朱熹在明清的科举。大多数听众根本不知道有个顾颉刚。金老师讲了顾先生创造性的理论，讲了顾先生如何正直不阿，还讲了他怎么跟鲁迅吵架，深入浅出，妙趣横生。
三
金老师是陈寅恪先生的弟子，最敬佩陈先生的学问。他说陈先生懂得十三四种外语，双目失明以后还写了一百多万字的论著。这让原来只知道保尔·柯察金的学生惊叹不已。金老师一再介绍外国学者对陈先生的评论和陈先生自己的观点。
一次在兴头上，金老师用粉笔写了陈先生的一大段话，全凭记忆，密密麻麻布满整面黑板。
他写完，默默地看了一会，然后转身解释说，西晋时外族入侵，一个僧人和一个道士准备渡江避难。两人觉得，要是过江后还讲原来佛理，恐怕不吸引人，连饭都吃不上，于是另外编造了一套教义。
后来那道士跟僧人说，我们的教义根本讲不通，不过想混饭吃而已。还是别这样胡闹，背叛佛祖，“遂负如来”。陈先生多次讲这个故事，就是教人不要为了生活上的好处，出卖灵魂。
（金应熙主编的《香港史话》和邹云涛等整理的《香港今昔谈》，图片源自网络）
金老师指着黑板念道：“此三岁中，天下之变无穷。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这是说日本入侵，陈垣先生留在北平，陈寅恪先生避到昆明，尽管生活动荡，两人都不肯做对不起良心的事。
金老师赞叹道：“这些句子写得多漂亮，节奏铿锵，一看就知道是陈先生的风格！”
四
在五六十年代，金老师的一些做法惹恼了陈寅恪先生。
我在图书馆借过一本回忆陈先生的书，有个读者用铅笔在上面写了段批语：“这本书好像对金应熙网开一面。”他觉得作者对金老师缺乏足够的义愤。
这位读者可能太年轻，难以理解当时的局面。在那个年头，百姓没法知道境外的情况，只能听到统一的宣传，以为没有别的生路。如果宣传说什么是错的，大家就以为那一定是错了。几乎人人都说过傻话，还有不少人做了荒唐事。
经过“文化大革命”，大家看穿了唱起高调骗人的把戏，知道天底下有很多精彩的活法，就不再那么蠢了。
直到“文革”结束，做错事的多数是傻，少数是坏。“文革”结束以后反过来，做错事的多数是坏，少数是傻。
金老师给我们讲了陈先生在香港大学对他的教导，认真地说：“如果我毕业后一直按陈先生的话去做学问，那真是完全不同了。”
才气大，麻烦就多。过去金老师不断被官厅叫去帮忙：五十年代初就到广州市委干了接近三年；六十年代参加写“九评”，跟苏联共产党骂仗；七十年代又去省委理论组写批判文章。诸如此类，花掉很多时间。后来他离开省委，到了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所，我真高兴，心里想，得到一张平静的书桌，金老师会写出多有才华的著作！
“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讲了一个学期，场场爆满。回头去看，金先生是我一生遇到过最博学的老师。人不潇洒，就不会有才气。现在大家很实际，没人在乎不能考试、不能挣钱的奇技淫巧，我估计中国不会再有像金老师那样的才子。
五
1988年，我在北方拿到学位，折回广州。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已经被提拔为社会科学院，给了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金老师在几个月前离开了。为了准备收回香港，政府希望了解那边的情况，请金老师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做研究。
社会科学院的一位研究员说，他曾经当面跟金老师讲：“您要在书架上争个地位。”在金老师面前，他不但是晚辈，而且是下属。但金老师不以为忤，笑着点头。金先生确实是个大好人，所以得到我们后学的爱戴。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平日谦厚的微笑。
金老师特别随和。据说他很听太太的话。在婚礼上，王越教授看到他们的恩爱场面，即兴写了一副对子：“小娘子指挥若定，大丈夫从谏如流。”王先生的才华也着实了得。我想金老师的家庭生活一定特别美满，可是我不知道做学问是不是也应该随和。
1991年，金老师在香港病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金老师的主要工作是编写《香港概论》。这本书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没有拜读过。另外，由新华社香港分社秘书长杨奇主编，《香港概论》不可能是金老师独特的一家之说。
除了在国外讲中国通史和给我们介绍外国学者研究的讲义，像金老师这样的旷世奇才居然没有写出一本自己的学术专著，真是让人扼腕痛惜。
陈寅恪先生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但教人不负如来，还教学者远离命题作文。看到有些同行为了拿到项目资金，灵活地改变研究方向，我常常想起一位朋友的话：“那可是用命来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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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金应熙（1919～1991），广州市人。是一位颇有争议性的学者。曾任广东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长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职工运动史、东南亚史、思想史、香港史等领域的研究中，均有较高学术成就。曾兼任学术职务有：中国史学会理事、广东省历史学会会长等。
金应熙在学术界以“博”著名，对他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对他的博学则是众口交誉。学术界评价他治学的特点是“学兼中外，博古通今”，“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 著名史学家周一良先生把他列为陈寅恪三大弟子之一。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袁征，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不满十七岁进工厂当学徒，文革结束后考入大学。出过《孔子·蔡元培·西南联大》等几本书，发了“The Capit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s in the 1920s”等一些论文，还写过《最好的父母》之类散文杂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