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家带口去造反，有诸多弊病，一来累赘，二来不安全，三来不便管理，四来财政负担大，五来牵扯精力时间多，总之不利于“革命”。所以，宋江的办法是严管梁山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倡导禁欲主义，宣传正确的革命性爱观。洪秀全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他想到的办法是“别男行女行”。
“别男行女行”就是拆散造反者的家庭，将男人编排为一个军营，是为“男营”（后来改称馆），女人编排成一个军营，是为“女营”，实行军事化管理。
随着太平军攻城掠地，此制度被推广到新占领区。以都城天京为例，全城所有居民以25人为单位，分别按照性别编入“男馆”和“女馆”，不准私藏在家，这样，整个天京就成了一个大“军营”，所有居民都成了“军人”。
原先女兵跟男兵一样行军打仗，上阵杀敌，且“勇健过于男子”。1853年定都天京后，洪秀全诏令“女理内事，外非所宜闻”（注1），女人开始逐渐淡出政治和军事舞台。但她们并不能闲着，而是从事割麦、挖壕沟、运粮草等后勤工作，或守卡、巡更等警备工作；会女红的女子被编入绣锦衙，给王爷、官兵做衣服、被帐、王府的装饰等。
为什么太平军要实行“别男行女行”制度？有学者认为，洪秀全造反，很多人举家举族地参加，为了便于管理，适应战时需要而设，也与洪秀全对淫乱的敏感和憎恶有关。（注2）也有学者认为，太平军造反之初，为断绝参加者的后路，财产充公，房屋烧掉，全家参加。既可增加兵员，扩大声势，又可以将男人的母妻姐妹女儿作为人质，家人之间形成连环保。人们的前途，就只能是胜利或者战死。（注3）
严格来说，“别男行女行”制是一种“荡我家资，离我骨肉，财物为之一空，妻孥忽然尽散”（注4）的邪恶制度，它把人们的财产全部充公，把家庭全部拆散，不论男女老幼，都驱赶到“军营”里，成为军人或准军人，打仗劳动，混淆军人与平民的界线，极不人道，毫无人权可言。
可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注5）革命如此暴烈残酷，一切有利于推翻敌人，有利于你死而我活的手段和办法，都可能被疯狂的造反者用上。可以说，太平军推行“别男行女行”政策，乃是认为，荡人家资、离人骨肉是革命的必要成本。且这一制度委实有一定的功效：军人化或军事化管理，有利于解决官兵拖家带口的累赘问题，使太平军官兵无后顾之忧，保证了官兵旺盛的战斗力，提高了战斗力；女人被组织起来编成军人，一定程度受到了保护，也极大地增加了军事力量；并且还赢得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美名。
可以大胆地说，同样是为了革命，为了战争的胜利，为了便于管理和提高战斗力，害怕官兵花费太多时间在女人身上“溜骨髓”。太平军非常重视抓官兵的生活作风问题，大搞禁欲主义，甚至到了荒唐变态的地步。
首先是进行“正确的”革命性爱观教育。太平军对官兵们说，“但当创业之初，必先有国而后有家，先公而后及私”，“现下残妖尚未灭尽，成家合好尚未及时”。意思是说，“没有了国家你将什么都不是”，目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革命如何能成功？当需忘我地干革命，而不是忘我地干女人。既要忘我地干革命，就要把女人这事丢在一边，未成家的别老想着娶老婆，已成家的别老想着和老婆在一起，等到“扫尽妖氛，太平一统，那时天父开恩，论功封赏，富贵显扬，使我们一班兄弟室家相庆，夫妇和偕”，岂不更好？现在，大家“各宜坚耐心肠，勿因夫妇一事，自图苟合，不遵天诫，以及奸淫营中姐妹，大犯天条”。要是不遵天诫，犯了天条，定会受到天父惩罚，而且这样的事例大家还见得少吗？“自一路以来，所有不遵天令、夫妇私自团聚者，无不被天父指出，奉行天法，重究在案。”（注6）
太平军也不忘对女人进行“正确的”革命性爱教育：“既吃天父饭，要替天父办事，不要记挂老公。天王打平了江山，一个人有几多的老公。”（注7）意思是讲，等革命成功了，姐妹们想要有几个老公就有几个老公，让你一次爱个够，现在猴急什么男欢女爱呢。
其次是制定条律，严惩“奸邪淫乱”。太平天国法定出版的宗教文献《天条书》，共有十大天条，规定了十大不赦之罪，用来约束拜上帝教会员。其中第七条规定“不好奸邪淫乱”，成为指导天国男女关系的“总方针”，即“天堂子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最大犯天条。”（注8）
太平军《定营规条十要》第五条也规定：“要别男营女营，不得授受相亲。”（同上，p66）为了确保这条军规落到实处，洪秀全在永安时专门下诏强调：“务宜时时严查军中有犯第七天条否，如有犯第七天条者，一经查出，立即严拿斩首示众，决无宽赦。”（注9）
太平军《禁律》则规定，“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凡强奸经妇女喊冤，定即斩首示众，妇女释放；如系和奸，即属同犯天条，男女皆斩”。（注10）甚至可以“点天灯”——从头至捆扎起来倒挂着活活烧死。
而这才是荒唐的开始，它不光规定男女不能发生性关系，就是男人想去探访身在“女馆”的妻子、母亲也不允许。时人记载说，“不准男子入探，母子、夫妻止于馆外遥相语。”（注11）“女馆”俨然成了“男士止步”的禁区。男人确需探视母亲、妻子，“只宜在门首问答，相离数武之地，声音务要响亮。”（同上）当时没有电话传呼，这种数武之外的交流想必基本靠吼，毫无隐私可言，其情其景连现在的探监都不如。
所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礼记·礼运》），虽严刑峻法以对，照样有人为了性爱挺而走险，酿出不少人命来。其中以陈宗扬、卢贤拔最为典型。卢贤拔官爵到镇国侯，陈宗扬乃冬官又正丞相，都是身居要职的“革命功臣”，却因夫妇私合犯了“天条”，遭到处罚。
据王庆成先生考证，东王杨秀清曾亲自审讯两人，陈宗扬供认曾与妻子谢晚妹私合过四五次，并承认产生过勾引女馆女子的想法，卢贤拔招供与妻子野合过三四次。杨当场宣判：陈宗扬夫妇“屡犯天条，已经获罪，又欲诱秽他人，罪无可赦”，斩首示众；卢贤拔“身居显职，不知自检，竟致夫妇同犯天令”，姑念其“原有真心对天事主，且自知悔罪，直认不辞”，故赦免其死罪，听候发落。不久，卢贤拔被削去侯爵，戴罪立功。事后，杨秀清还特意告诫众人，“切不可学此榜样，自取天诛”。（注12）卢贤拔犯天条而免死，实因他是杨秀清的秘书（簿书），关系亲密，故得以逃过一劫。
不要说卢贤拔、陈宗扬这样的高级将领没有权力与妻子发生性关系，似乎连诸王的父母也没有这个权力。譬如“萧朝贵之父，在长沙途中，密招朝贵母同卧。……而朝贵竟斩其父母以警众，且扬扬语人曰：父母违犯天条，不足为父母也。”（注13）其余无论是否婚娶的官兵更没有机会接触“姐妹”。在与异性隔绝，极度性压抑、性苦闷的情况下，这些男人解决性欲的方法，一是嫖娼，二是奸淫妇女。
可是，太平天国明令取缔禁绝娼妓，严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倘有习于邪行，官兵民人私行宿娼、不遵条规开娼者，合家剿洗；邻右擒送者有赏，知情故纵者一体治罪，明知故犯者斩首不留。”（注14）
这就将官兵们嫖娼以解决性欲的路子堵住了。他们只好奸淫妇女，太平军称这种行为叫“打水泡”，但这种机会也很太少。因为，太平军攻陷城池后，就将居民编入“男馆”、“女馆”，要想找到私居家中的民女并不容易。这也许是太平军值得称道的一事，因为历来攻陷城池者，常常伴随着官兵的烧杀掳掠奸淫，有时是头目故意纵容，以为嘉奖回报，有时是管不胜管，让官兵得以趁机胡为。
太平军严禁官兵奸淫民女，杨秀清进入金陵之后，专门发布禁令：“何官何民，无令敢入民房者斩不赦，左脚踏入民家门口，即斩左脚，右脚踏入民家门口者，斩右脚。”（《李秀成自述》）在攻占金陵之初，一名士兵欲强暴某店主的童养媳，因对方不从而用剪刀将其刺死，随即被拿获，“讯明枭首示众”。（注15）
太平军攻陷南京城时，城里妇女人人自危，担心被官兵奸淫，不少妇女自杀。后来看到太平军“但掳掠而不奸淫，见女馆则不敢入，于是觅死之念遂息”。（同上，p368）可见，禁止奸淫妇女和将民女编入“女馆”，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女，奸淫民女之事较少发生。
这就将官兵与异性隔绝了，被压抑到极限的官兵开始搞同性恋，鸡奸幼童，在太平军中叫“打铜鼓”（“打童股”）。那些在行军打仗中收养的男童，被认作义子、义弟或负责勤务的侍童，名曰“带娃崽”，这些“娃崽”“昼随马后夜床笫”，成为官兵鸡奸的主要对象。
为了杜绝这一现象，太平军规定：“凡奸老弟，如十三岁以上皆斩，十三岁以下专斩行奸者；如系和奸皆斩。”（注16）但是，法令虽然严，仍不能禁。因为那些被性侵的小男孩，孤苦伶仃，靠着“老哥”带着才有口饭吃，哪里敢有什么反抗。于是官兵“凡见俊美子弟如获至宝，或认为公子，或带为老弟，同居一室，虽有分床之令，更深夜静，其谁察之？况夫比比皆然，互相回护耶？”（同上，p317-318）可见鸡奸在太平军中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不少官兵靠这解决性饥渴。而那些连“娃崽”都没有的将士，则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混水摸鱼，否则，除了“打熬筋骨”、“打熬气力”，恐怕只有手淫一途。
与官兵进行严格禁欲相对的是，洪秀全、杨秀清等诸王则可以用纵欲来形容。天王和永安五王边打仗边选妃。定都天京后，但凡“四大天王”寿诞之时（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于1852年间先后在全州、长沙之战中战死），都要在“女馆”中选妃。
最有艳福的当数洪秀全，早在1851年春，他就已经拥有15名后妃，死去之前达88人之多。杨秀清1854年时已拥有36名王娘，到两年后死于内讧时，其王娘总数为54人。（注17）至于其他各王，想必也不会太少。连洪秀全的儿子小天王也不例外，1864年京城沦陷，其子洪天贵福在被俘后的口供中说：“我现年16岁，老天王是我父亲。我88个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我9岁时就给我娶了4个妻子。”
洪秀全妻妃太多，为了便于管理，干脆废掉她们的名字，给她们编号，叫第五妻、第十妻之类。天京天王府内的女人那就更多了，据《江南春梦笔记》讲，洪秀全的后宫女人数目，绝不输于古代皇帝，各项人数加起来，总计有2300多人。洪秀全进入天京后，11年中，只有一次坐64人抬的大轿出宫，去探视生病的东王杨秀清，其余时间都在王府里和他的女人生活在一起。
太平天国除首义诸王可以娶妻纳妃，同吃同住外，其余人都不准，毕竟，六王是上帝的亲儿子嘛，享受特殊待遇，其他人都是“人臣”，不能一视同仁。但有一个人例外，此人就是天官正丞相秦日纲，他的地位仅次于翼王石达开，为百官之首。1853年7月，蒙天王、东王破例恩准，娶一安庆少女为妻，随后又选服侍妇女多人”，加入到大哥的“有搞团队”，成为特权人物。
当时有洋人问东王杨秀清，为什么全军将士不能夫妻同床，你们领导班子却要弄那么多女人？杨秀清说：“兄弟聘娶妻妾，婚姻天定，多少听天。”意思是，全军官兵没有老婆是天定的？明明是你们给禁止的嘛，这种理由骗三岁小孩都骗不了。大家都为了“革命”的最后胜利，暂时艰苦一点也就罢了，凭什么你们几个大佬霸占那么多性资源，用都用不完，而小弟们渴得要死？
原先在金田永安时，答应“至金陵登天堂，许夫妇团聚”（注18），可是到了金陵小天堂，仍然推行禁欲令，不得团聚。还为官兵画了一个更大的饼，说是打到北京时，许夫妻团聚，可是北京是那么容易打下来的吗？猴年马月才能打得下来？
一边是将士“大旱不止”，一边是王爷“洪水泛滥”，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全军上下会怎么看？当初没有参加造反闹“革命”时，还能老婆孩子热炕头，就算没有娶老婆，压抑难耐时，也能到外面找个相好、嫖个娼，现在虽说“革命”未完全成功，也算打下半壁江山，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日子反而越过越差，连基本的生理需要都不能满足，基本的人伦需求都被取缔，大家提着脑袋闹“革命”究竟图个啥呢？处于性饥渴当中的太平军官兵牢骚满腹，对未来也渐渐失去信心，“咸谓天父诳人，故皆思去”。
像卢贤拔、陈宗扬这样的高级将领都敢冒杀头风险暗行其事，说明严厉的禁欲政策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金陵杂记》中记载：“城中被掳男女，无时不思逃窜。”有的大官也借到外地出差之机潜逃不归。甚至连洪秀全的亲信主管女馆的蒙得恩也近水楼台先得月，犯起天条。
照这样下去，只怕清军还没有攻下天京，城中男女也要迟早逃光。迫于内外的压力，1854年10月1日，天朝解除了禁欲令，准许夫妻同居，男女可以婚配，重建家庭。
“性”与“爱”是洪水猛兽么？不是，但把“性”与“爱”禁绝起来，反而会变成洪水猛兽。因为，“食色，性也”，这是人最基本的满足，是禁绝不了的。不光性禁绝不了，人们对爱情、亲情、家庭的需求也是禁绝不了的。努力禁绝的结果是人们“用脚投票”，纷纷逃跑，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可以决定革命胜败。在两军对垒的情况下，逃亡数量旦超过某个阈值，会影响士气，动摇军心，导致全军溃败的连锁反应。对于太平天国这种只许大哥淫乱，不许小弟同房的做法，当时的局外人就已看出了这种危机：“倘有间谍者使之因此内讧，俾大兵得以乘机剿灭，亦殊快事也。”（注19）
后来，据清末文人凌善清著的《太平天国野史》记载，太平天国发生了直接导致天朝灭亡的内讧，其根源就在男女争风吃醋这种“性”与“爱”上，真是成也在“性”与“爱”，败也在“性”与“爱”。
附参考书目：
注1：《太平天国文书汇编》 中华书局 1979年版 p.38
注2：夏春涛《太平军中的婚姻状况与两性关系探析》，载《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
注3：潘旭澜《太平天国时妇女的境况》，载《博览群书》2000年第4期
注4：《太平天国文书汇编》 中华书局 1979年版 p.114
注5：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注6：《太平天国印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 p.529、p.527-528、p.531-532、p.533
注7：《太平天国》第4册 神州国光社 1952年版 p.695
注8：《太平天国印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 p.32
注9：《太平天国文书汇编》 中华书局 1979年版 p.36
注10：《太平天国》第3册 神州国光社 1952年版 p.231
注11：《太平天国》第4册 神州国光社 1952年版 p.695
注12：王庆成《天父天兄圣旨》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p.106-109
注13：《太平天国资料汇编》 第1册 p.316
注14：《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 p.90
注15：《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 p.332
注16：《太平天国》 第3册 神州国光社 1952年版 p.231
注17：《太平天国》第4册 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 p.641、667
注18：《太天平国资料汇编》第1册
注19：《太平天国》第4册 神州国光社 1952年版 p.624、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