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和郭敬明该损吗——文化产业内在的逻辑悖论

每当我撰文痛损于丹老师或郭敬明学弟时,都似乎听见周边一些当编辑的朋友内心轻轻地不以为然——今年图书订货会期间,我还听其中一位感慨:现在都没有《于丹<论语>心得》那样的超级畅销书了哇,真让人不提气!

换个圈子,类似的思路亦然。比如你批评张艺谋这些年的电影真难看,一定会有“影评人”或院线经理牙疼般吸着凉气,然后说:《英雄》开创了中国大片的先河,将观众拉回了影院,中国电影票房破百亿破二百亿,张艺谋功不可没……

再换个圈子。网络文学研讨会时,网络小说作者们总是很骄傲地表示他们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我们每天与读者互动,他们要什么我们给什么……是的,如果将网络小说阅读计算在内,中国人的平均年阅读量将不再是丢人的四点几本,达到世界第一亦未可知哩。

产业有它自己的逻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不管三七二十一,猛抓用户痛点,先把盘子做大,然后再在竞争中提升质量?陈可辛当年是这么评论《英雄》的:“所有通向健康的道路都是不健康的。”然后他自己就去拍了从《投名状》到《中国合伙人》的一批合资电影,被誉为港导北漂中的成功者。

虽然我还没有看到“质量提升”这一环节,但可以姑且承认这种产业逻辑有某种可能的合理性——毕竟出版、电影、网络文学都有商品属性,不像搞人文基础研究的,摆明是赔钱货,现在盘子是越来越大,课题是越来越多,总体质量倒越来越差——我的问题是:我可不可以不管上述行当的产业逻辑,只考较产品的智慧含量与艺术水准?

产业有它自己的逻辑,我也有。如果我不打算正职或兼职担任出版人、影视策划、网络写手,我为什么要理会这个产业该如何发展,要不要曲线救国?我为什么要摆出一副“大家都不容易”的面孔,来原谅那些让我不顺眼甚至恶心的文化制品?我能不能坚持我自己的去取标准,而不去管那东西是不是代表了行业的发展方向,有没有抓痛点控G点涨百分点?

有人主张就是应该“笑贫不笑娼”,因为贫穷代表你是LOSER,性产业倒是满足民众需求,扩大消费内需,提高GDP值的良方。我不想摆出简单粗暴的道德面孔来反驳这种说法(这太像有些女作家热衷于攻击前辈的手段),我只说说我的选择:两者我都先不笑,而是要问问具体什么情况。贫,若是好吃懒做志大才疏想屌丝逆袭却只会心理逆反,那笑笑倒也没啥,要是愿意为自己的追求爱好或精神高洁情愿付出贫穷作代价,敬他三分又何妨?娼,也要看当得有没有品敬不敬业有没有开拓精神创新意识,要是像韦太夫人春花那样,当婊子也不用心,一首十八摸唱了十来年不换(并非讽刺耳光乐队),那还是可以或冷嘲或热讽一通的。

你看,这里出现了一个分寸的问题。我并不想用博士的标准去要求性工作者,不会因为她们读《文化苦旅》就鄙视之,而是试图在这一行业的“历史脉络”中去讨论所谓的“水准”(中国娼妓史大有意味,现在也是礼崩乐坏);同样,中国虽有“安贫乐道”的传统,但我并不认为该主张“越穷越光荣”,而是重点在于“安”与“乐道”,一个真正安贫乐道的人,如何可以说他是LOSER?但是也犯不着说贫富之别只在于调适自己的内心是不?不谈个案,不讲语境,一切集体命名如“穷人”“富人”“精英”“俗人”“官员”“群众”,都是在不着边际地耍流氓。

更耍流氓的做法是在“讨论与评价”他们家的玄关那儿先挖一个坑,比如“中国人用中国货”“保护民族工业”之类。这一来还用讨论吗?还用评价吗?价值高下已经确定了嘛。多年前在论坛上跟人讨论,我放过一句豪言;即使中国电影十年没有任何产出,也不影响我的精神生活。我真不在乎一个文化制品上是不是打着Made in China。这话或许不够“政治正确”,但我就是这么想的。倘若中国的出版业萎缩,中国的电影业崩溃,中国网络文学全灭,我个人确实不会受太大的影响,我们已经有足足的经典,够把我安放得妥妥的。

还记得《英雄》公映之后,在北大上戴锦华老师的电影批评课。她说:“我是主张保护民族电影工业的,但看了《英雄》,我觉得,这样的民族电影,不保护也罢。”学生们都鼓掌,我也在其中,批评知识分子就得有这股劲儿嘛,千士之诺诺,不若一士之谔谔。

从业者有自己的考量,批评者有自己的标准,这是好的生态环境。批评者不能去要求从业者忧道不忧贫,只要叫好不要叫座,为了艺术甘于贫困;反过来,从业者也不能拿行业发展的逻辑来压制批评者,动辄说他们不顾大局不爱国。每一个发言者,都摆明卒马,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的标准,这才有对话与讨论的可能。不然就像现在这样,互相瞧不上,又喜欢搞阴谋论,如张天师所言,最后就剩下一个个盒子:红色文化、盗版集团、羡慕嫉妒恨、影评人、反智主义、砖家叫兽……

王小波写过一篇《艺术与关怀弱势群体》,其中说“我以为科学和艺术的正途不仅不是去关怀弱势群体,而且应当去冒犯强势群体。使最强的人都感到受了冒犯,那才叫做成就”。正统的艺术批评,正是在衡量这种冒犯强势群体的“成就”有无与多少。但是我可以帮王小波补一句:科学与艺术不必去关怀弱势群体,但是商业可以去关怀他们,也有必要。弱势群体就像儿童,他们一开始只能冲冲奶粉,而不是享受一大块奶油煎松茸。只是,不能明明只是普通奶粉,你非要说里面掺了松茸,或者说,因为奶粉销量大,卖奶粉的就瞧不起卖松茸的——这在饮食界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在文化领域,这种事天天都在上演。

作者:杨早,知名文化学者,作品有《野史记》等,正编《话题》系列丛书。

来源:腾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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