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红顶”商人，东方IC供图）
两条新闻最近引起了我的注意。其一是说，胡润百富公布调查结果，去年已经移民和移民中的富豪比例达到64％，这些人隐藏海外的资产共有4万亿之巨。另一条新闻来自《新京报》，该报近日采访因“税务问题”被判刑四年的前湖北首富。采访中，他有两句话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是“离某些类官员要远一点。宁愿少赚点钱，少打交道”；二是“老板再大，一个处长都能搞死你”。
这两条新闻有什么联系？它们都描绘了当前中国的富人、企业家的某种生活写照。前者是总体式的，后者是个案式的。把两者联系到一起看，会得出一个印象：首先，中国富人都忙着往外移民、转移资产；第二，留在国内的，恐怕过得也不踏实，尤其是做需要与政府官员打交道的生意，风险格外难预测。富商，或者说企业家，其实比较“怕”官。
所谓的“官商勾结”其实乃国际普遍的现象。但是商人“怕官”的情况却算是中国独有。所谓“怕”，是指怕出事，因为商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没有得到太稳固的保障，与不得不打交道的官员打交道，危险系数很高。富人们忙着满世界移民，或许也正源于此。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独特的情况呢？
不妨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
中国历史上，商人的社会地位本就不高。《管子》一书最早出现“士农工商”的说法，也就是所谓“四民论”。商业阶层排在“士”、“农”、“工”这三个阶层之下，被社会公认为是最无道德、最低贱的人群之一。自古以来，商人无疑是财富上的强势群体，但在社会地位上，却是十足的弱势群体，时常沦为政府的“提款机”和人民的“出气筒”。胆小怕事，自是常理。
到了晚清，落后挨打的清政府被迫要发展工商业，但却发现多年历史的沉积已经让中国的商人们难堪重负。于是，著名的官商盛宣怀说出了中国商人“互分畛域，涣散不群，每与洋商交易往来，其势恒不相敌”的名言。正所谓“商情不聚”、“商力不厚”、“商智不开”，最后还是得政府自己推动工商业。有了朝廷官员的领头，民间商人们才敢跟进。这个“官员领头，商人跟班”的模式，从晚清、民国及至今天，基本上是一脉相承。作为政府带领下的“长子”，商人怕官，自近代以来更甚。
但今天的情况与历史相比又有所不同。今天中国商人的“怕官”，除了历史地位本来就低，恐怕与官员的“寻租”更有关联。公共选择派的经济学家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认为，如果价格的垄断是通过政治交易得到的，那么大量的资源也会被耗散在这种获得政治支持的过程中。换言之，所谓“寻租”，也就是官、商之间的利益交换和行贿受贿。在大部分地区，生意做到一定规模，就不得不和政府官员打交道，以此打通一些关系。这并非中国的特例，俄罗斯、印度和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都是如此，不过，那些地方的富商和企业家却没有明显的“怕官”一说。
诸如俄罗斯、印度、印尼等国，也存在不小的腐败问题。哥伦比亚商学院教授雷蒙德·菲斯曼（Raymond Fisman）曾经写过一篇长文谈论这些国家的权力寻租。他研究这些国家的投资活跃度和请客送礼、行贿受贿等等“寻租成本”的关系，得出了一个结论：生意人需要付出的寻租成本于一国的权力结构有关系。比如印度，在这个继承了英式官僚系统的国家，官员数量众多，但分工很细，管辖职权有限，商人如果想行贿，必须给整条流水线上的小官请客送礼，然后项目才能快些批得下来。而在苏哈托统治时期的印尼，行政权比较集中，商人们只需要按图索骥，搞定几个有话事权的大官就能成事。
但中国的情况有点像以上二者的结合，官员总人数很多，能管事的官员也不少。对于经营者来说，经营活动的风险和上述国家相比其实更高，因为经营者们不确定明天自己到底应该和谁打交道才能把生意维持下去。而且，在处理问题官员时，连带处理相关的商人和企业家，似乎成为了中国反腐的“标准配备”。原本就没什么历史地位，今天更是处在权力弱势一方的商人显然成了受害者。不给好处怕被搞，给了好处怕被抓。为求自保，移民就成了王道。
作者：乔治孙 孙骁骥，毕业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新闻系。政治经济史研究者，专栏作家。著有《致穷：1720年南海金融泡沫》、《英国议会往事》等书。
来源：腾讯《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