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2010年10月9日第B5版、B7版，作者：王凡，原题：《田家英之死》
来源：微说
我在1990年10月25日、2010年5月13日两度访问李 锐，他称他与田家英乃“生死之交”、“道义之交”。
李锐调到北京工作之后，决心“弃文从工”。不料，《中国青年》杂志得知李锐写了《毛**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要在杂志上连载。当然，在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上连载关于毛生平的文章，相当慎重。李锐推荐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把关”。于是《中国青年》编辑部就请田家英审稿，然后在《中国青年》上连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李锐推荐田家英来“把关”，是因为两人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们相识于延安。当年的延安，“莫道都穿粗布服，称呼同志一家人”。李锐在延安担任《解放日报》评论部组长，田家英则喜欢给《解放日报》写文章，差不多都是经李锐之手发表的。他俩意气相投，很快就成了挚友。
1957年8月，《毛**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上百万册。毛是否从这个时候开始注意李锐，不得而知。
李锐与田家英的友情最深。李锐回忆说：
经常与田家英议论时政，忧心国事，臧否人物，乃至推敲文件。这是真正的交心，当然也是危险的交心。所谓“危险的交心”，就是有时难免对主公(这是我们谈话时，他对毛的尊称)有所议论：除谈论老人家独到的长处外，还谈到短处。如说主公有任性之处，这是他有次同中央办公厅负责人谈到深夜时两人的同感。他还谈到主公常有出尔反尔之事，有时捉摸不定，高深莫测，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侍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人写检讨……
李锐还忆及田家英一段尖锐的话：
他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公提三条意见：
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
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这是我们不止一次谈论过的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事);
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
第三条他感触最深，谈过反右派前夕的一些情况。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李锐与田家英的“危险谈话”被人揭发，李锐遭到了批判。但李锐宣称那三条是他说的，田家英才涉险过关。从庐山回到北京后，田家英特地给李锐打电话，其中讲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是道义之交。”
据李锐说：“不幸被人听见，几天之后，我家中的电话就被拆除了。”
我在1990年10月25日采访李锐时，曾经问他，这“不幸被人听见”是指谁?李锐的回答使我非常吃惊：他的前妻范元甄。
范元甄跟李锐一样有着颇深的革命资历：1937年8月16岁的她加入中共。1939年2月调入重庆中共南方局党报《新华日报》任记者，18岁的她单纯而活泼，深受周恩来夫妇喜爱。然而在李锐“落难”时，范元甄居然向有关部门打小报告，把田家英也牵涉其中。田家英与李锐的关系如此密切，引起有关部门注意，从而怀疑在庐山上李锐宣称那三条是他说的实际上是为田家英开脱，从此使毛对田家英产生不信任感。
田家英自杀的祸根，恐怕也就在这时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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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1922—1966年）
本名曾正昌，笔名田家英。1938年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共产党。曾任延安马列学院教员、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历史组组员。
1948年至1966年任毛泽东秘书；1954年后，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作为毛泽东五大秘书之一，是毛的总管家、日常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