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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上午，习近平来到位于祖国边疆的内蒙古阿尔山，零下30多度下，他慰问在边防线上巡逻执勤的官兵。与以往的西装大衣夹克不同的是，习大大这次身着的是厚厚的迷彩服！ 当日中午，习近平来到连队食堂，同战士们一起用餐。他边吃边同大家拉家常，询问家里的情况怎么样，连队过节安排好了吗，家里亲人都好吗？他要求连队干部安排好节日期间的生活，让战士们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1月27日，李克强则来到安康旬阳金坡村看望留守儿童。在12岁的杨康家里，李克强询问屋子暖不暖，上学远不远，并拨通她父亲的电话：“春节能回来吗？家里都好，请放心，一定要平安回家。”（这段录音大家去看下，蛮有意思的）
春节临近，以习大大、李大大为首的领导人们，他们会在哪里过年呢？会如何过年呢？也是如同我们普通人一般和家人团聚，安享假期么？
对于第三个问题，答案是NO!《南方周末》曾经有文章对此进行过盘点，并总结认为，实际上，春节经常是领导人最为奔忙的时刻之一。这是中国特色的政治传统。而领导人的春节探访活动也并非毫无选择。
领导人一年来思考最多的、牵挂最多的问题，也反映在他们春节期间的足迹里他们的春节足迹连接起来就是一部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发展史。而梳理这些春节故事，我们也看到了领导人的个性显现。比如上世纪80年代领导喜欢到广东，90年代则喜欢到上海，这也能反映出区域发展战略的很多变化。
1980
1980年春节是2月16日，邓小平和华国锋、李先念三位领导人一起出席首都党政军民春节联欢会。这是一个三万多人气氛热烈的晚会，参加者包括王震、邓颖超、徐向前等革命元老。复出的邓小平无疑是晚会上最为注目的中央领导。
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果断启动了改革开放。四个经济特区建立，改革开放从广东起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在全国铺开，人民公社无疾而终。仅仅数年的时间，改革开放政策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创造力，共同造就了国内经济社会形势一片繁荣。
1984
1984年2月2日是春节，邓小平早早离开了北京。改革开放几年来，广东经济发展迅速，但是也难免泥沙俱下，各种问题不少。激烈的争议随之而来，有人暗地做文章，想把经济特区的发展拉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邓小平因此决定要亲自去特区看一看。
1月24日，初春灿烂的阳光里，邓小平和家人来到深圳。下午黄昏时分，他登上深圳国际商业大厦22层顶楼天台，凝望夕阳映照下的深圳新城区，然后对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梁湘说，“都看清楚了”。
第二天，邓小平来到深圳河畔的小渔村，和当地渔民聊天，听村支书说1983年村民人均收入达2300元，家家都是万元户，他有些不信，跑到一家渔民家里去验证。这家人楼房气派、
装修精致，还有电视机等家电，主人说月收入在四五百元。他女儿邓榕大声告诉他：“老爷子，比你工资还高呢！”
小平放心了。1月26日，他挥毫泼墨，为特区的争论一锤定音：“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2月1日除夕，邓小平和老战友王震、杨尚昆在广州过年，与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一起参加春节联欢。正月初六，他赴厦门特区继续考察，所见所闻令他欣喜，于是再次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考察回北京后，邓小平找几个中央领导人谈话，将大连、青岛等14个沿海城市纳入开放范围。
1985年
这年春节，邓小平再次出现在广州白天鹅宾馆，邓颖超、徐向前、王震、杨得志等革命元老陪伴左右。初三、初四他分别会见港澳知名人士霍英东和马万祺。后来的政治研究著作中，邓小平这次露面被认为显示了他对改革开放路线的坚定支持。
1988
1988年上海闹甲肝，很多人不愿意到上海去，邓小平不为所动，从杭州到了上海，2月18日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陪同下出席了上海各界春节联欢晚会。他带头违反“约法三章”，不仅与演员一一握手，还俯下身去拥吻一个小女孩。
邓小平的足迹在上海驻留，其用意引起广泛关注，一些政治观察家已经感觉到：改革开放大局初定，经济特区发展迅猛，邓小平开始思索改革的下一步走向，他的目光投向了上海浦东。
浦东没有在改革之初纳入“经济特区”， 一直是邓小平的遗憾。后来他曾解释：“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
2月24日，邓小平回到了北京。没过多久，上海便有了动作。5月，“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江泽民提出要结合老城区的改造、建设一个现代化新区，强调要再造“经济中心的功能和对内对外枢纽的功能”。
1990年
1990年1月，邓小平第三年在上海过春节。大年初一上午，朱镕基等上海市领导到邓小平下榻的宾馆给他拜年，并汇报浦东开发的前期准备。
邓小平说：“浦东开发晚了，但还来得及，上海市委、市政府应该给中央报告。”
朱镕基说：“开发建设的报告不理想，不敢报。”
邓小平说：“不用怕，报嘛。”
春节过后，邓小平回到北京。2月17日，他接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会见前他对在场中央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
这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9月，国务院批准建立了上海浦东外高桥保税区。
1991年1月28日到2月18日，邓 小平第四次在上海过春节。这个春节他过得一点也不轻松。1989年下半年中央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后，工业增长迅速回落，市场持续疲软，计划经济思 潮回潮，改革开放面临刹车的危险。邓小平开始在上海密集视察，连续发表讲话：“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 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他对陪同的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1990
这年春节是1月27日。1月19日，中顾委、中组部、总政北京联合举行茶话会，2000多位老同志出席，但新任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却没有出现。主持会议的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解释说：江泽民、李鹏本来也打算出席，但因为中央决定，春节前后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要尽可能地下到基层，同群众共度春节，所以他们已去外地，不能出席今天的茶话 会了。原来在这场茶话会举行时，江泽民正在大同矿务局云岗矿160多米的井底。他看望了生产第一线的煤矿工人后，第二天上午来到受灾严重的大同县堡村，走 进临时搭起的越冬暖棚里，询问灾农衣、食、住、烧的困难。考察中，他反复强调“要保证国家的稳定，社会的稳定”。
1月18日到24日，江泽民一直埋首山西考察。回到北京后，他于25日下午出现在人潮如织的东单菜市场和东安市场。当时《人民日报》报道：“面包车在东单菜市场门前一停下，江泽民总书记下车走进售货大厅。他从一个柜台挤到另一个柜台，和售货员握手拜年，并一一询问了商品价格及销售情况。人们很快认出了额头冒着汗珠的江泽民，争相同他 握手问好。”
几乎和江泽民同时，国务院总理李鹏18 日到24日在江苏调研。国民经济在“治理整顿”过程中出现了市场销售疲软、资金紧缺等问题，在一些地方引起抵触，李鹏正是为此而来。身着灰色皮夹克的他走访20多家国有和乡镇企业，强调企业应该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对中央“治理整顿”方针进行说明。
大年初一凌晨一点，江泽民和李鹏一起出 席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午10点出席一年一度的国务院团拜会。下午，又和田纪云、李锡铭、温家宝赶到京郊梨园乡大稿村，他亲热地招呼乡亲：“春节好！我们向你们拜年来了！”当时天下大雪，他说：“希望今晚的雪下得更大一些，瑞雪兆丰年啊！”
1992
1992年1月17日到2月20日，怀着对改革开放的深思，邓小平开始了“南巡”之旅。1月31日，邓小平来到上海，并和杨尚昆一起在这里过春节。在上海期间，警卫官兵发现邓小平的办公室、会客厅和卧室的灯火常常彻夜通明——他在连夜整理审定后来的“南巡谈话”。
在小平“南巡讲话”精神推动下，1992年十四大召开，大会报告确立了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设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邓小平终于完成了他有生之年对改革开放的最后一个战略部署，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第二次腾飞。
1992年除夕之夜，江泽民和中央军委 副主席刘华清、中央军委秘书长杨白冰一起到解放军驻京某部看望指战员，和大家共同高歌一曲《歌唱祖国》。
1993
1993年春节是1月23日。
除夕的傍晚，一辆面包车驶出中南海，直奔北京市房山区窦店村。江泽民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一起赶到那里给农民拜年。据《人民日报》报道，江泽民走进一间楼房时问：“你们这座小楼多大呀？”
“290多平方米。”主人答。
北京市副市长黄超说：“我们住的不到100平方米呢！”
江泽民听了点头，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嘛！”
拜年过程中，江泽民给老人让座，为老人斟满一杯酒，吃桔子的时候开玩笑，将一个绒毛大公鸡玩具赠给老人的孩子，祝他们“鸡年大吉”。
1992年10月19日，十四大会场，年近九旬的邓小平带领七个常委绕场一圈，微笑着挥手告别。
2000
一连串大事发生在世纪交替之际：东南亚金融风暴，夏季的特大洪涝灾害，功亏一篑的世贸谈判、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和空前隆重的建国五十周年大庆。
然而变化却在起伏不定的局势中酝酿。在新世纪的关口，澳门顺利回归，不久后北京成功申奥，接着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这一切都让江泽民感到欣慰。
1999年底，他组织了一场20多人参加的盛大家庭聚会，教孙子说英语，一家人表演节目搞联欢。他唱得最多，从西班牙语的《鸽子》到意大利语的《我的太阳》。美国人库恩在《江泽民传》里记录了他的话：“今晚，我真是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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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名誉会长安志文，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据公开资料，安志文1919年出生于陕西子洲县，1936年参加革命，抗战爆发后，曾在中共陕甘宁边区区委、绥德地委、西北局从事抗日斗争。习仲勋任绥德地区地委书记时，他是地委秘书长。从抗大毕业后，安志文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巡视员、中共绥德地委秘书长。
1944年，安志文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秘书，1945年到东北任中共哈东地委副书记兼阿城县委书记，又任中共嫩江省委民运部部长，此后还曾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工作；历任国家计委委员、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建委副主任。
1979年后，他历任原六机部第一副部长、党组第一副书记、部长、党组书记；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党组书记等职，曾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安志文还有一个重要身份——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时，习近平曾在人民大会堂向30名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颁发并佩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包括安志文在内，30人中有3人为原中顾委老同志，其他两人是黑龙江省委原书记李力安、原成都军区政委万海峰。
中顾委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1982年十二大正式成立，到1992年十四大结束，共历时两届十年。
据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主办的《世纪风采》杂志记载，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其中，在研究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问题时，邓小平说：“中央已经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考虑再设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再考虑……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选举产生了172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9月13日的中顾委一次全会上，邓小平当选首届中顾委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当选为副主任。
邓小平、薄一波在中顾委一次全会上
从此，一大批原先在中央、国务院、军队系统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政府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并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老同志，率先垂范退出了一线领导岗位。
邓小平对中顾委委员的定位是：“可以列席中央全会，顾委副主任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必要时顾委常委也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这就是说，中顾委副主任和常务委员在党的生活中的级别，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中顾委一次全会上强调：“可以设想，再经过10年，最多不要超过15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
1992年，邓小平宣布辞去一切领导职务。据《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报道，当时，他“顶住诸多老人的百般请求，撤销了中顾委。”他的主张，得到了陈云、薄一波、宋任穷等人的无条件响应。10月，中共十四大做出决定，中顾委如期撤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据统计，两届中顾委委员近300人，其中1982年至1987年有委员172人，1987年至1992年有委员200人。
邓小平与部分中顾委老同志。前排左起：何长工、李井泉、帅孟奇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梳理发现，由于他们大多出生于1910年至1920年前后，近年来，中顾委委员不断离世。2011年5月，有28位委员健在。2013年10月，减少为23人。
2015年7月31日，最后一名中顾委常委、原国务委员张劲夫逝世。
去年底以来，已有3名中顾委委员相继逝世。
2016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原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原主席、党组书记韦纯束，因病医治无效在南宁逝世；今年5月，国家审计署原审计长于明涛因病去世，享年100岁。
截至目前，健在的中顾委委员仅为10人。
他们分别是：刘杰、李锐、林乎加、万海峰、向守志、苏毅然、李力安、李耀文、袁宝华、焦若愚。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刘杰已103岁，最“年轻”的万海峰也有97岁。
近年来，这些离休多年中顾委委员们，仍在继续利用自己的经验和专业，或会见考察、或出席活动、或撰写文章，甚至依然投入在工作中，为国家和社会发挥余热。
今年6月公布的十九大党代表名单中，102岁的北京市原市长焦若愚在列。5年前的十八大时，他就是最年长的党代表，参加大会并参与讨论。
十八大时，最年轻的代表焦刘洋和焦若愚合影
“政事儿”注意到，在各种革命纪念活动中，时常会出现他们的身影。
2014年是粟裕大将逝世30周年。当年9月，年过百岁的焦若愚来到北京市怀柔区的新四军铁军纪念园，到粟裕的铜像前敬献鲜花。在现场，焦若愚派人将自己精选的两盆鲜花摆放在铜像的面前，并在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粟裕之子粟戎生的搀扶下，一起向铜像三鞠躬。
在2016年4月的纪念朱德总司令诞辰130周年论坛，和2015年12月纪念毛泽东诞辰122周年的活动中，万海峰均应邀出席现场。
此外，万海峰还是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理事会的名誉理事长，已担任该职务9年。2015年10月，他被聘为湖北宜昌少年红军学校的荣誉校长。9年来，他多次接见全国各地红军小学校长师生，为他们讲述红军故事，传播革命精神。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尽管年事已高，原中顾委委员们还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到部委或老区参观或考察。生于1915年的河南省委原第一书记、原二机部部长刘杰，近年仍坚持考察，听取汇报。
2013年7月，刘杰和夫人、全国妇联原副主席李宝光来到河南省沈丘县，参观金丝猴食品公司、县行政服务中心、中华槐园等地，听取县委书记汇报。刘杰、李宝光表示，希望该县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经济社会各项建设中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
图为刘杰（坐轮椅者）和李宝光到沈丘县考察
此前，刘杰还于2012年9月和2010年9月，参观考察了老家邢台威县和革命老区西柏坡。
“政事儿”梳理发现，以上原中顾委委员们还经常接受媒体采访，回忆革命历史、为国家献计献策。
2015年3月，原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接受了《解放军报》的采访。文中透露，2014年12月，习近平在视察原南京军区时，专门问到向守志的健康情况，并通过军区领导转达对向老的关心和问候。文中称，当时98岁的向守志“依然思维敏捷，关心时事”。
接受采访时，向守志还痛批了周永康、徐才厚：“周永康、徐才厚等人抛弃信仰，背叛党旗下的誓言，走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可耻可悲。”
2016年11月，向守志百岁生日现场
而原国家经委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袁宝华，离休后仍笔耕不辍，于2015年5月出版了《袁宝华文集》。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为文集做序，并和袁宝华一起出席了出版座谈会。
同时，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金会还以袁宝华的名字，于2005年设立了“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袁宝华作为基金会名誉会长多次为获奖者颁奖。
中组部原副部长李锐，近年则一直在进行党史、文化的研究工作。去年3月他接受采访时说，“我从中组部的领导职务中退下来后，组织编写了一整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共计十九本，此外每个县都编了一本，搞清了历史上的好多问题。”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曾历任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市委书记的林乎加，近年也出现在报道中。2016年7月，在建党95周年之际，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前往北京医院，看望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任农业部部长的林乎加，并向他祝贺党的生日。
2012年9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刘济民曾在《人民日报》发文透露林乎加的离休生活：“平时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写字，喝茶。有一年春节前夕，我去看望乎加。在我离开的时候，他拿出一瓶茅台酒，要送给我。乎加说：‘我现在按照医生的要求，不能喝茶了，也不能喝酒了。我这里还有一瓶茅台酒，你能喝点酒的，送给你吧。’”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撰稿/新京报记者许腾飞 校对：陆爱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