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二，18岁的李成（化名）从登门拜访的“叔叔”手中，领过了“这辈子最大的红包”——3000元。“叔叔”不断强调，过年了，让孩子自己买点儿好吃的。李成的父亲在江苏某政府任职，春节期间，家里迎来送往，他也跟着收到了不少红包。然而，3000元的巨额红包，他还是第一次收到。（2月3日 《新京报》）
从去年7月起，中央就连发禁令，又是禁止公款滥用，又是禁止大操大办，力争以制度框架规范约束公务行为。12月更是成为禁令发布高峰期，为春节腐败提前打上了“预防针”。在如此高压态势下，公款消费的少了，高档餐饮亲民了，连政府宿舍小区门卫都在感叹“没人来送礼都有点‘失业’了”。
尽管头上的“紧箍咒”越箍越紧，“当官不易”正逐渐成为常态，可却总还有些人，希望可以借助春节再增进某些“感情”，自作聪明地思索着该如何撬动“关系大门”。于是，在各项禁令的“栅栏”下，孩子似乎成了最好的突破口。
对“有心人”来说，这美其名曰给孩子的红包，实则却是送大人的“钱包”，借小孩之手行大人之事，孩子不懂大人却不可能不明白。更可恶的是，红包寓意着祝福，即便你已看透祝福下暗藏的黑色交易，即便有心拒绝，可人家一句“大过年的让孩子自己买点儿吃的穿的”，望着孩子期盼的眼神，你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
发红包本是中国春节的传统之一，大人借红包体现长辈对子女的关爱，孩子也因得到零花钱而欢乐开怀。可是，这“变了味”的红包，却宛如一枚红色炸弹，让送礼之人看到“希望”，让收礼家长坐卧不安，更让孩子觉得金钱来得如此容易，这么多钱也不过是零花钱。
或许从孩子手中拿走红包不是一个良好的计策，但却必须让孩子明白，大人发红包是中国的传统，是长辈对子女的祝福。所以，收红包就是一种传承，但传承的不应该只是压岁钱，更是钱背后的情感内核和文化传统：“天增岁月人增岁，长辈期盼孩子们年轻、健康、活泼”。所以，无关钱多钱少。
而对于孩子家长，切莫自以为那只是“红包”而收得心安理得，以送红包的方式“还礼”，或者给孩子讲明其中道理，留下一定数额其余存入廉政专户都不失为不错的选择。
作者：龚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