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昆明、株洲等地大规模公选年轻后备领导干部，“干部年轻化”再次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焦点话题。29岁的周森锋、24岁的赵臻、28岁的张辉、25岁的孙靓靓……几乎每个“80后”领导干部都引发公众的热情关注。年轻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对干部队伍建设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年轻干部是党执政兴国的后备力量和希望所在，选好用好年轻干部是大势所趋。胡锦涛总书记也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年轻干部，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继往开来、薪火相传的根本大计”。
但目前在基层很多地方，对于“干部年轻化”的强调已逐渐异变为“选任干部以年轻为重”的思路，年轻干部选了出来，但德才兼备的标准也随着年轻降低了，“干部年轻化”逐渐被形式主义化，这种现象值得引起重视。
选任年轻干部不可成为年龄天花板。近年来，选任干部以“干部年轻化”为名，对干部不加分析地采取“一刀切”，强调班子中必须保证一定数量的低龄。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事实上，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是很大的。“干部年轻化”所讲的年龄只是出生年龄，而一个人的年龄是出生年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的有机统一。在选任干部中，干部的道德品质、政治信念、廉洁自律性、实际能力和健康状况，要比其出生年龄重要得多。从法理上讲，年龄歧视的做法背离了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平等原则），它是对公民机会平等权利的一种剥夺，是与现代社会的一项公民基本人权（平等权）相悖的。我们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提倡不拘一格降人才，而不应将年龄作为一项硬性门槛。否则，一些有经验、有精力、能干事，会谋事但不会谋人的人，在换届之年易于成为某些人将年龄作为排斥异己或繁殖近亲的借口。
选任年轻干部不可降低用人标准。有人认为，“干部年轻化”方针是出于对年轻干部的培养，不一定是唯才是举。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提拔了年轻干部，把他们放在那个位置上，他们就会逐步得到提高。从积极的意义看可以理解，但不免有些理想化了，万一培养出庸才怎么办？特别是现在的用人机制还存在一个“能上不能下”的现象。不堪重用的人占着位置，就阻挡着别的人才脱颖而出，时间久了就容易把真正的人才老化了。过分讲求年轻化易于忽略干部的个人品德、廉洁度等因素，而出现“平庸者上”或“带病提拔”现象。所以，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并不一定会带来干部队伍廉洁度的提高。近年来落马的一些贪官，如邱晓华、秦峪、李真等曾因年轻而得到破格提拔的机会。职务犯罪以往的“59现象”已让位于“35现象”，35岁以下干部群体已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群体，尤以贪污贿赂罪为多。“腐败年轻化”是干部年轻化的伴随现象，对于年轻的、高学历的干部队伍依然需要加强廉政建设，尤其不能降低“德”的要求。
选任年轻干部不可助长短期投机行为。由于按年龄定职位，在基层流行“30当官，40靠边，50赋闲”的说法。有的地方和干部专门在任职年限上精打细算甚至投机取巧（比如“职务搬家”），规避了任期制的约束，走出了“年轻化”的捷径。在“年龄线”的巨大压力下，勤勉负责的工作态度易被得过且过的心理所取代。于是在很短时期能否快出政绩以引起上级关注，成为能够被迅速提拔的关键，这便使得一些年轻干部更多地关注和将精力用于创政绩或业绩方面，而忽略了经验的积累，由此在年轻干部中难以出现在本领域专业知识厚实、经验丰富的“熟练工”型的干部，而多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什么岗位都能上的“万金油”式的干部。这里岗位移动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上台阶”，而不是工作的需要。 如果换届时一味只讲年轻，只讲政绩，踏实做事的人必然难以得以选拔任用。
选任年轻干部还得服从于公平选人。在选任干部时应当对于所有的干部不论其性别、出身、学历、年龄做到一视同仁，综合地、辩证地考察干部，在选拔、任免干部时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或说最重要的选拔标准，应是干部个体的实际品质、智慧、信仰、精力、专业知识、工作经验、接受能力和创新能力。不能因为年轻就埋没他的才华，要为有才能的年轻干部松绑，打破年龄杠杠，是基于有才而放低年龄条件。但也不能因为讲年轻化而必须把一些能很好地胜任本职工作，身体健康的，年龄也并不老的同志强行迫使他离开其熟悉的工作岗位。
作者：毛头小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