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1949年成立以来，在时代需求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前提下，在权力传接、监督和制约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这种特色，与目前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和激发革命动荡的阿拉伯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而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只有中国制度既保持了连续性，又坚持了灵活性，做到了连续性和灵活性的统一。(12月11日 人民网)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由于“土壤”存在差别，“生长”于其上的制度自然会有所差异。所以说没有最好的制度，而只有最适合的制度。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与恩格斯也只是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了一个框架下的设计，而没有将其设计得条分缕析，其目的也是为了让我们在不断探索中深化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之所在。
有不少人推崇西方才是真正的民主，其因在于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参加普选，都拥有自由投票权。然而我们不妨仔细想想：西方的普选是真正的民主吗?这种普选适合中国国情吗?众所周知，西方的选举幕后都有着强大的财力支持，否则，根本无力承担高额的选举费用，这岂是一般民众可以承受之重。再者，若将西方的普选强行植入到中国的话，中国人民可以选出一个最适合的、最有能力的领导人吗?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需要的是优秀的执政能力，这种能力是长期实践锻炼和经验积累之下的产物。而我国民族众多，地域辽阔，民情复杂，若采用全民普选，难免不能保证每个参与投票的公民都对参选者具备必要的了解。加之，人们在选举时容易受到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就更难看到参选者的真正实力。这样，选出来一个能胜任中国领导人的角色更是难上加难。
今年4月30日在法国播放并早早就引发法国关注、让-米歇尔-卡雷拍摄的纪录片《中国，新帝国》，曾提出这样的结论： “在西方，是金融家们掌控政权，在中国不同，中国是由国家控制大公司和银行系统以及能源”。这句话道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势，就是国家可以通过集中人、财、物等资源，来集中力量办大事。反观西方，则往往是一些大资本家、大财团的垄断组织控制钱财、控制国家经济命脉。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越性，将资源集中起来，并统一调度，可以显著提高资源运作效率。
此外，与西方各国各派系相互制肘而降低了政府决策效率所不同得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积极献言献策，这样既可以提高决策的速度和效率，同时也有效地确保了决策的价值取向是人民的公共利益而非派系或小集团的私利。
(文/诸葛赤霄)
